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同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食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

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在四时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时中四分之一的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什么也不主，它是头头。“土者，天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因为五行的关系都是相生的关系，所以火生土，土变成了火的儿子。“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儿子替爸爸做事，是只尽其义、不计其利的、“不与火分功名”的、“不敢与父分功美”的，这种单向会，正好代换成臣子对统治者的无条件效忠。所以“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贬天子”吗？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董仲舒论《春秋》，曾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话。但是如何贬得了天子，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在政治理论上建构过。结果呢，以“贬天子”为素志的知识分子，反倒一个个吃起荤来，一个个变成了帮助统治者有效统治的鹰犬，不但不能建构有效的制衡体制，反倒一再向统治者认同、共识，共同建构起临时条款式的体制。知识分子不能坚守原则，沦落至此，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了！

1983年4月6日病中写完

注释

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此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三纲”之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原意是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分，后来由《纬书含文嘉》和《白虎通》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大教条，董仲舒变成了始作俑者。

《史记》原文是：“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些话，到了《汉书·司马迁传》里，就被窜改为“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中“贬天子”的字眼竟不见了。知识分子与虎谋皮，下场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