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完之后，她略带得意地看着我们说：“F说得对，你们那些挫折算什么呀？你们看看F，看看海伦·凯勒，看看张海迪！这么点事就哭，不嫌丢人？一个个还是班干部呢！”
我克制不住地回头看。坐在最后一排的F，平时总是不声不响的F，红着脸，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现在全班都知道他父母离婚的事情了。
现在他与所有在班会上发言的人为敌了。
班干部们自曝隐私和短处却被反嘲，都沮丧地耷拉着脑袋，还有一部分人将怒火转向了F，课间聊天时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爸妈离婚了也到处说，很光荣吗？”
F的感受我不得而知，但相信绝不是骄傲。
没有人责怪班主任。班主任可是老师啊，老师批评教育我们要坚强，这怎么会错呢？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我起身去外面上厕所，那时我们小学还是旱厕，在教学楼外，每年都有学生掉下去。我发现W走在我后面。
她上完厕所出来，没料到我在外面等她。骄阳下，我俩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却又都想说点什么。
我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想骂老师。在老师还等于神明的年纪里，我的思想是危险的。可我就是觉得她简直是个死三八，我直觉全班只有W会同意我。
但我们毕竟不是朋友。嗫嚅半晌，我只是问她：“刚才……老师……你怎么想？”
W清清冷冷地看着我，泪光一闪就不见了，依然像个初中生一样，摇摇头。
“没想什么，学会了一件事。”
“什么？”
“自己难过的事，就只是自己难过的事。我再也不会和任何人讲。”
这件事后来就过去了。
班主任做过的一言难尽的事情不止一件；伤害学生的老师，也不止她一个。学生时代凑凑合合也就过去了，记那么清楚做什么？
心细的人命短。
初中时W和我不在同一所学校。有次我们在区体育场开运动会，她和另外几个小学同学路过，我们就在场外短暂开了一个同学会。
她留了长发，学习依然很好，只笑不说话。所有人都说她变了，好文静。我现在还记得她低下头把碎发绾在耳后的样子。
却完全不记得，那堂班会上，作为讲述者之一，我自己有没有哭？
或许是觉得丢脸，刻意忘记了吧。
人生后来又给了我许多许多的挫败感，我和它们周旋的时候，总是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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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苦难比较深重，所以被班主任拿来教训无病呻吟的女班干们。
苦难是成功之母，也是武器，是盾牌，是勋章，是舞台。旁观的人只能看到它所带来的好，又无须亲尝其苦，有时候竟然会羡慕。
有一堂班会课上，一个女生就大声地说自己非常羡慕男班长Y；过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又改口成钦佩。但我猜羡慕才是实话，虽然很残忍。
Y的父亲癌症去世了。
Y是个很好的男孩子。他长得很黑，浓眉大眼，一身正气，有点像朱时茂，有着一张战争中不会叛变的脸。但除此之外，他并无特殊的优秀之处，也从没得到过班主任的青眼。
后来他家中出了变故。
他请了一个多星期的假，直到父亲的丧事处理完毕；一迈进教室的门，迎接他的，是热烈的掌声。
全班同学坐得整整齐齐，面带微笑给他鼓掌，老师抱着红纸包裹的捐款箱，站在讲台前，说：“我们要学习Y同学的精神，不被任何困难击倒！”
你们神经病吧。
然而当时，我也是热烈鼓掌的一个，捐款箱里也有我的钱，我心中满是钦佩和感动。它们只是一层肤浅的皮。我并不知道父亲早年亡故对于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更没思考过，究竟钦佩和感动这两种情感和这件事情能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被自己的无私和热情所感动了。
Y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个男生的担当。他体面地感谢了老师和同学，甚至磕磕绊绊说了几句场面话，校长和主任站在门口，也是一脸欣慰。
Y升任男生班长，没人有异议。后来他陆续得了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上了光荣榜，被各种老师提起，学校里但凡有活动需要“树立先进典型”，一定少不了Y。
自然也有烦恼。惹老师生气了，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想想你爸爸，你妈妈，你对得起他们吗？”
但他最大的功用，是做武器。
老师用他做武器——“Y父亲都去世了，学校的集体活动一样不落，你家里能有多大事，就想请假？自由散漫！”
同学也拿他做武器——“×××同学的确也很出色，但Y家里困难，却仍然乐于助人，团结同学，这个机会应该给Y。”
许许多多出于私人恩怨的攻击，都把Y扯到身前当盾牌，而他只能沉默着听，还要时不时露出“哪里哪里”“我还做得远远不够”的谦虚笑容。慢慢有不少人私下有了默契——绕开他，绕得远远的。
我跟他爆发冲突是在六年级。
富家少爷H从没参加过的清雪行动，我们小学每年冬天起码要折腾七八次。校门口有早市，积雪混杂着垃圾、菜汤，被行人和车辆压成厚厚的一层，我们从家里带着扫帚、铁锹、煤炉钩子、斧头、簸箕……去学校集合，目的是比别的班提前清完区域内的冰雪，为自己的班级争夺一面鲜艳的流动红旗。
集体荣誉感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曾在我体内那样沸腾过，时至今日却流失殆尽，回忆起来让我无比费解。
但是被划分多大的承包区，却是要看运气的。那一天，五班分到了一块好地段，相邻的我们班却要面对因为水管渗裂而结冰的下坡。我们埋头苦干，当然也没忘了表现自我，班主任和校长走近时扫得格外认真些。
Y大大地摆了我一道。
我用斧子砍冰层的时候，冰碴溅到了眼睛里，站在原地揉了很久，眼睛还是酸痛，一边眨一边流泪，模模糊糊中看到Y手脚并用地爬过了我面前。
他把扫帚放在地上，双手各握住一端，撅着屁股往前推雪。
“你干什么呢？”我问。
“簸箕被拿走了，用扫帚可以把雪推成一堆。”他说。
我笑：“你等他们把簸箕拿回来再用呗，这样多笨啊，还累！”
“就你会省劲儿啊，人家干活你看着，你的确不累。”
我愣住了，回过头，看到班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们背后。
班会上我被揪起来，批斗了足足有十分钟，班主任拿我和Y进行了花式对比，尤其讽刺的是，他是男班长，我是女班长。
我们班主任早就感受到了我对她因为各种事而起的、没能隐藏好的敌意，正好抓住这件事情，用无比光明正确的对比项Y，把我骂得哑口无言。
下课后我因为羞愤呆坐在桌前，Y走过来，说：“老师误会你了。”
那你怎么不帮我说话呢？我冷笑，抬头说了一句十分恶毒的话：“家里那么难过的事，你一直拿来表演，到底怎么想的？”
Y愣了很久才说：“我没有。”
说来也巧，班里下发团委自办的学生周报，第一版就有Y的采访。
记者跟随他去给父亲扫墓，见到他在墓前痛哭，并经由那个年代独有的话语体系，将场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出来。
我转头看了Y一眼，用视线发射了无法传递给班主任的全部怒火和轻蔑， Y脸色苍白，没有继续争辩。
还好岁月漫长，这些都会过去。
初中Y就在我隔壁班，我们有共同的物理老师，泼辣风趣，曾把我们几个班的学生集合在一起参加公开课大赛，关在小实验室里设计和排练，我也因此与Y重新成为了朋友。
他还是他们班的班长，同学们都很信服他，我看见他们荤素不忌地开玩笑，确信新班级是真的没几个人知道他家里的事。
我和他道过歉，为我的恶毒。
“我挺喜欢初中的。”他驴唇不对马嘴地说。
他笑了，还是一张正气十足的脸。
“真的，真的很高兴，”他说，“我再也不用听他们提起我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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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为被瞩目而痛苦，却也有人在夜里默默许愿，祈祷着他人的目光能落在自己身上，哪怕一秒也好，一个对视也好。
高中走廊，学生们形单影只或勾肩搭背，擦身而过时，总有一个人并不平静。
我的寝室长个子高高的，爱看《今古武侠》，最喜欢《洛阳女儿行》，烫了发尾，染成了深栗色，近视镜片都是浅浅的西瓜红色。
她喜欢一个风云人物，一个梳着低配仙道彰发型的篮球健将，公认的帅哥，高一篮球联赛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慕名去场边为他加油。两个人仅有的一次交集是在高三，他们擦肩而过。
风云人物的眼神平顺地滑过她，没有一秒停留，而她，我们全寝室公认的大姐大，躲闪着低下了头。
没了，就这些。把高中三年掰碎了用放大镜看，也只能看到这些。
临近毕业前的某天，早上我俩起得最早，一起去食堂吃饭。她突然问我：“上了大学之后，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我说不出来。
她也没逼我说什么，她只是给自己一个设问。
“我大学要变得漂漂亮亮的。”她低头喝了一口牛肉面汤，那是我们食堂早饭里唯一不像猪食的东西。
“就算天生不漂亮，也没办法变漂亮，也要昂着头走路，任何人看我的时候，都要大大方方看回去。”
她说这话的时候，漂亮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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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变得美美的哪是那么容易的。
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大学一年级才第一次独自逛街，第一次给自己买衣服。
我上小学后，妈妈开了服装店，置办我的衣服对她来说都是小意思，进货的时候顺手买几件就好。她定期飞去全国各地“打货”，那时广州是外单服装之光，于是我也沾光穿过好多纪梵希T恤（假的）、VERSACE裤子（假的），连拎饭兜的布袋子都是BURBERRY经典格纹（当然也是假的）。可惜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一身“贵气”，同学们也没人认识，直到前年我从衣柜里翻出一件珍藏的、小时候最喜欢的鱼骨图案T恤，愕然看到领子后的商标上，写着大大的“D＆G”。
真是母爱深似海。
上了大学，看着身边的姑娘们大大方方逛街，我十分羡慕。但我在校园里还没找到特别好的朋友，和不熟的人一起逛街，总归有点不自在，我决定自己去。
2006年秋，北京还只有三条地铁线，我需要从宿舍楼步行10分钟到东门外，过天桥，挤四站公交车至五道口，坐上轻轨十三号线，往北边绕上一大圈，到了西直门站，步行上楼，沿地面施工栅栏走3分钟，下楼，换成二号线——才终于走进西单。
对外地人来说，西单是北京最有名的地方之一，虽然很多街道看上去其实也是破破的，遍地垃圾，麻辣烫小摊和炸串店都挂着一样丑的大牌匾。我逛了一下午一无所获，因为我实在是紧张，导购员一跟上我我就想逃跑；而且我那么贫穷，这加剧了我的紧张。
路过无数“拍手店”（就是那种店员在门口不断拍手以吸引路人注意力并同时高喊“全场六折买三赠一限时抢购”的店）之后，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蹉跎时光了，黄昏时分咬牙闪进了其中的一家。
进门就上楼梯，二楼居然是非常宽敞的大卖场，顾客不少，店员全都叽叽喳喳围在收银台前待顾客排队买单，广播里不断通报着战况，“×××今日销售额再创新高，其他店员再接再厉！”
我趁无人注意连忙开始挑衣服。
我选中了一件灰色的棒针织毛衣，正好适合即将来临的冬天，十分宽松，而且便宜。试衣间排长队正合我意，我压根就不敢去试，我只想完成“自己买衣服”这个任务而已。
匆匆跑到收银台去交款。一个店员眼睛尖，笑眯眯地迎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姐”“姐”地叫个不停，我心知这一单应该就会算在她的业绩里了。
提着袋子离开时，我经过了楼梯口的衣架，看见两个女生各拿着一件衣服，对着光线细细地检查袖口和领口的走线。我像被雷劈中了。
我从袋子里翻出毛衣，果然，左边的袖口破了一个指甲大小的洞。
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回到收银台，在一群小妹中辨认出刚刚热情招待我的那一位，走过去跟她说：“你好，抱歉打扰了，这个衣服，袖子破了。”
她愣了一下，抬头看我。
我更不好意思了：“所以你看……”
小姑娘社会经验丰富，通过我的表情和语气迅速识别出，我只是一个窝囊废。
她松了口气，凉凉地笑了：“关我什么事？你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啊？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的啊，你怎么证明？别找茬了，不可能给你退，你别站这儿挡着。”
她旁边的两个小姐妹也笑了，互相交换一下眼神，三个人一起走进卖场去寻觅别的客人了，我拎着毛衣，像个呆子一样站在原地，收银的小姑娘“啪嗒”合上抽屉，白了我一眼。
我默默把毛衣放回塑料袋，快步走出房间，走下楼梯，最后真的开始逃跑，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暴走了几个路口，哗哗淌眼泪。
我居然连一件衣服都买不好。
哭了好一会儿，终于擦干了眼泪，憋着一口气进了身边的店。是佐丹奴。我在最外面的台子拿了两件半高领纯色打底衫，一黑一红，赌气一样付了款，都没注意拿的是XL号。
放假的时候我把这三件衣服都装在行李箱里带回了家。我妈拎起那两件丑陋的打底衫，问：“你怎么还给你爸买衣服了？”
我气得鼻子都歪了。
她一无所觉，又拎起那件破毛衣，说：“这件还可以，自己买的？行啊你，会买衣服了。”
我不敢置信：“真的？”
“真的啊，这件真的还可以。”
我想了想，说：“我把袖子刮到钉子上，剐破了。”
我妈温柔地笑了：“没事，我拿钩针给你弄一下就好了，很简单。”
我又没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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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堪丢脸的瞬间谁没有呢。
高中的时候，全市中考状元和我一个班。刚开学时候我们筹备80周年校庆的班会节目，决定演童话舞台剧，所有串场的路人都是他一个人演，演得特别好笑，浑身都是戏。我们一群人正在空教室里嘻嘻哈哈地边排练边玩，一个同学经过门口，扬着手里的单子说：“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
所有人一窝蜂围了过去。状元愣了一下，迅速地跳到了窗台上，戴上耳机，抱膝坐下，幽幽看着窗外。
他以状元的身份进入这所学校，第一场考试，压力一定很大吧。
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可惜最后他忍不住想瞄一眼门口的情况，却撞到了我的视线。
后来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最羞耻的一件事。
我觉得不是的。他一定干过更羞耻的事，只是我没看见。
大学也有个姑娘，数学好，英语棒，人也酷酷的，最不该就是在阶梯教室的分享会上举手提问。
她提了一个自觉很有分量的问题，偏偏遇到了一个浑水摸鱼的嘉宾。
姑娘问问题花了半分钟，嘉宾一句话就答完了，漫不经心的。她还没来得及坐下，愣愣站在座位边。
然后她高声地说出了事后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结束语。
“谢谢师兄。那么，让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中国的金融事业崛起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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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完上面那两件事，就原谅了第一次买衣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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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回忆那些出糗的瞬间，因为它们真诚、轻松，错了就错了，至多懊恼，但不致命。
人生中还有很多选择是致命的。
2004年的夏天，北京举办过一场APEC青年科学节。世界各地几百名高中生聚在一起，打着交流科研成果的幌子，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北京深度游。
我是黑龙江的学生代表之一，我们的参会科研项目是“融雪剂对城市行道树的影响”——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研究的项目，小学生都能蒙对结果。而我们也的确只是用主成分为粗盐的劣质融雪剂浇了半个月花，全部浇死，拍照记录做展板，就这样兴冲冲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夜里的卧铺车厢中，一对男生女生看对了眼，怎么也不肯睡，就坐在走道的折叠椅上借着微弱灯光轻声聊天，像两只偷吃的小老鼠。我迷迷糊糊，听到女生担忧：“咱们这成果也太敷衍了，都没有对照组，会被笑话的。”
男生大大咧咧地宽慰：“怕什么，咱们也算边疆，科学发展得滞后点岂不是很正常——欸，你什么星座的？”
他没说错。主办方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世界民族大团结才是正事，科学是什么，能吃吗？
五大洲青少年集体入驻北京八十中，我被学生公寓里的空调、网口、独立卫浴深深震撼了，火车上男孩那句“边疆人民就是苦”烙印在了心上。
首都真好。
这场活动的本质就是“公款游北京”加“青少年版世纪佳缘”。我们到了北京便被打乱重排成几个课题小组，我的舍友分别来自北京和台湾，对面住着香港姐妹和澳大利亚小美人，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很快和大家玩到了一起。
那时候并没注意到黑面男。
黑面男是北京男生，的确非常黑，夜里过马路会有危险的那种黑。大家提起他，会说“就那个，那个保送清华的”。
他比我高一级，是准高三，刚通过生物竞赛保送到了清华的什么什么生化专业。一次中午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也打算用清华来寒暄几句，他忽然大怒道：“清华、清华、清华，我就是个符号吗？难道没保送清华，我就不是我了吗？”
我想了一会儿，决定说实话。
“还真不是。”
他气得像要打人，我突然很想笑。
文艺作品里，常常有富家子弟冒充穷小子，希望验证，如果去除金钱、地位、华服、跑车，他还会不会遇到真爱。但华服养成了品位，金钱提供了底气，地位开阔了眼界；人被符号影响和塑造，塑造的结果又呈现为新的符号，哪能分得清楚呢？保送清华又不是天上掉馅饼，它体现了黑面男的智力和努力，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但黑面男并没被说服，他只是不跟我争了。从那次吃饭开始，我走哪儿他跟哪儿，理由是，他英语很差，而我英语不错，嘴巴也叭叭叭很能讲，可以借由我来和国际友人多多交流。
我们因为这个鬼扯的理由开始形影不离。而他英语的确很烂，烂到一句也不肯讲的地步，自暴自弃地当起了聋哑人。
我现在还保留的一张合影中，我们在天坛，十几个人站了两排，他在我身后，把V字比在我头上，我笑得无比灿烂。
那真是一个浪漫而热烈的夏天。
白天我们听讲座、游北京，晚上大家打牌唱歌做游戏闲扯淡，我们宿舍是大据点，有天晚上全课题组的人都挤在一个房间聊到天亮，台湾高雄的两兄弟现场创作b-box，连新西兰的哥们都学会了怎么玩“海带啊海带”。
但大家一直对黑面男喜欢不起来。
北京本地人，清华，臭脸。这三个关键词组合起来，听着就欠打。
一天晚上，两个朋友很焦急地冲到我房间说：“你知道吗，今天下午我们俩和那个保送清华的一起去听医疗器械的讲座，我们特意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问他一句特别难的话，他会！英语他全都会！丫是装的！”
一个人“作恶”和“为你作恶”是两码事。我压根就没生气，甚至挺高兴的。但是黑面男的傲气得罪过太多人，在众人炯炯的期待目光之下，我硬着头皮抱怨了一句，“他怎么耍人啊！”——然后不负众望地不搭理他了。
冷战一共也没几天。科学节要落幕了。
离别前的深夜，大家抱头痛哭，在彼此的文化衫上签字，合影，许多因为活动而结缘的小情侣互诉衷肠，以为情比金坚逃得过距离和时间。
我在楼下闲晃，不出所料遇见了形单影只的黑面男。
他说：“聊聊？”我说：“那聊聊吧。”
我们谁也没提英语的事。他自负，但也的确懂得很多，只要我多忍耐一下他的坏脾气，聊天是十分愉悦的。
直到我说起：“下学期高二，我要去学文了。”他说：“学文没前途，别自暴自弃，智商低的人才学文呢。”
我一下子就奓毛了。
黑面男优哉游哉地说：“不如咱们打个赌，赌你能不能考上清华。”我说：“上你姥姥的清华，老子要上北大！”
那么好的夜晚，聊什么不行，说不定可以定情的，我们居然赌这个。现在想起来，他是在激我吧。
最后他说：“两年后你一定要来北京，后会有期。”
他给我留了一个联络邮箱，前缀英文字母很长，我不认识，他一瞪眼睛，“assassin你都不知道？‘暗杀者’，懂吗？”我说：“你网名可真恶心，你怎么不干脆叫心动男孩。”
我凌晨3点才悄悄地回宿舍，发现其他人竟然也都没睡。台湾室友怪笑着说：“我刚才在楼下看见你和清华了，坐在同一张长椅上。”我很紧张，她继续大笑问：“可是，你们为什么坐得那么远？”
我没回答，却很开心。为这份清白，为我和他对未来的尊重。
那个夏天促成了很多爱人与朋友，分别后迅速降温，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邮件联系。
第二年的初夏，他发来一封很长的邮件，告诉我，他决定放弃保送，参加高考。
理由很简单，因为被全班乃至全校为高考而战的激情感染了，他觉得他的青春缺失了这一环，他不想做逃兵。我简直要气乐了，但还是斟酌了一下邮件的语气，劝他，考试可以照常参加啊，没人规定保送生不可以参加高考，你为什么要放弃保送呢？
他最后回了我一次。此后应该是因为我不支持他而失望了吧，他再也没有回过我的邮件。
高三那年冬天，各大高校都启动了保送和自主招生选拔。北大的校推名额，我们班只有一个。班主任试探性地找我谈话：“你一直是第一，只要不是严重发挥失常，考北大基本没问题，但这20分的加分如果给别人，咱们班就能多一个录取北大的希望。”
我平静地反问：“如果我严重失常了呢？”
文科班班主任是个非常好的人，换作别的老师，恐怕不会放弃这个让自己班里多出一个北大生的机会，有没有用也要劝三轮的。
我们班主任听了，只是说：“好，那我就把你报上去了，这是属于你的权利。”
走出办公室，我想起黑面男。我相信如果是他，不等老师开口就会把机会让出去。他是英雄，我只想生存。
上大学后我总在校内网上写日志，内容大多是耍乖搞笑、胡言乱语。有天他竟然来加我的好友。
我挺卑鄙的，通过申请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他资料里填写的学校信息。
他在一所北京的二本，学财会。
在我发呆时，他率先在我最新的日志下留言。
“别人夸我牛×，我总是会说我学校不行，你得看北大；可看到你这乱七八糟没营养的日志我才知道，北大已死。”
换做曾经，我一定不会饶了他，斗嘴我不可能输给他。只是我无法确定，这还是不是曾经的斗嘴。我翻进他的页面，看到他最新的日志，说自己通过了奥运会志愿者的重重选拔，终于圆梦了，“一路艰辛，此刻相信都是值得的。”
奥运会志愿者在北大和清华，不能说随报随上，但也的确没什么难度，甚至很多人为了筹备GRE或暑期实习而对此避之不及。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没有感情色彩，没有居高临下；这种理所当然的“差别”，就是无数人熬夜苦读、无数家长翘首期盼、削尖了脑袋也想要挤进好学校的原因。
清华不是一切，清华不是绝对，但在清华，很多事情就是会更容易一点。
这只是我的唏嘘，是死死抓住20分加分不放手的我的感慨。
鹓雏非梧桐不栖，而我只是叼着死耗子不松口的猫头鹰，我不必惋惜他跋涉千里的艰辛，他也不会懂，一只死耗子对我来说究竟有多重要。
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保送？”
他回复我的最后一封邮件说：“为了没有退路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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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时候，我偶然认识了一个电影学院研究生在读的姐姐，邀请我主演她的作业。
只是一个五分钟的短片，讲述“一个电影系学生为了拍关于偷车贼的短片而四处选角，无意中选中了一个真的偷车贼，拍摄过程中偷车贼表演偷自行车，居然真的骑着车扬长而去”的故事。
我演“电影系学生”，演“偷车贼”的，是我们学校的保安。他叫马朝伟，跟每个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就是梁朝伟的那个朝伟。
他以前是清华的保安，后来为了“感受两所学校的不同”而跳槽到了北大，上班之余坚持自修，过得很开心，因为学校里的课程和讲座可以随便听。
“我在家乡可听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太幸福了。现在还能演电影，简直了，想不到。”休息的时候他一直和我感慨。
摄制组加上我们两个演员，共计四个人，转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扛器材。有些东西实在没地方放，马朝伟热情地说，干脆放在他的宿舍里好了。
保安们的住处在35楼对面，我以前无数次从这里经过，从没注意过角落有这样一排蓝顶铁皮简易房。这条路一端通向天天上演芭蕾舞剧和经典电影的百年大讲堂，一端通向南门外起早贪黑讨生活的烧烤摊和水果摊小贩，中间是马朝伟的宿舍，他努力着，想从一端走向另一端。
我推开门，屋子里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角落一只巨大的扫帚，除此之外什么家具都没有。
迎面，墙上，贴着一幅硕大的、生涩而端正的毛笔字，只有八个字。
“身无分文，心怀天下”。
我会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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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童话》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日文名字叫おもひでぽろぽろ。
おもひ是おもい（回忆）的旧写法，ぽろぽろ表示零零碎碎，整句直译过来就是“回忆的点点滴滴”。
我刚学日语的时候，知道ぽろぽろ可以用来形容眼泪簌簌落下的声音，所以看到它的日文名，心中一软。
一回忆起来就会簌簌落泪的事情，是什么呢？
后来知道自己是误会了，动画片里一滴眼泪都没流。女主角妙子的人生陷入茫然之中，她不断地回返到小学五年级，从回忆中寻找前行的方向和理由。
这些回忆，细细碎碎，像一地蹦跳的珍珠，线已经断得不成样子，每一颗却仍然熠熠生辉。
我也想起了几件ぽろぽろ的事情，想起了许多闪闪发光的人；手里有一根断了的线，不知道串不串得起来，没料到写着写着，竟然有些刹不住。
像一个追着蒲公英飞絮奔跑的小孩，停步的时候，蓦然发现，自己一直站在花的海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