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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关于平房里的家，最和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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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但我的户口祖籍，写的是山东莱州。
莱州是这几年换新户口本时才改的名字，以前它还叫作掖县，在山东的东北部，临渤海湾。我不清楚爷爷奶奶究竟是年轻时自己跋涉来了东北，还是在襁褓中便被父辈带着背井离乡。只记得爷爷读过几年书，做过会计，会讲一些东北话，而奶奶只会说山东话。
小时候我见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来自掖县。在外面和小伙伴玩了一天，回到家，一进门便看到小小的熊猫彩色电视机上摆着一只漂亮的红彤彤的大怪物，梭子形状，两颊尖尖的，有两只威武的大爪子。我妈妈也觉得它长得漂亮，于是摆在了电视机上，下面还压着一盒糕点。妈妈说是掖县的亲戚送了一些珍贵的海产品，奶奶刚拿过来的。
在那个储秋菜的年代，海鲜对于东北来说用“珍贵”来形容并不过分，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北价格最昂贵的几家酒楼，无论名字如何，后缀一定是“海鲜大酒店”。
螃蟹给我家带来了一场小战争。妈妈看我高兴，于是自己也高兴，直到她打开糕点发现里面已经发霉长毛，而螃蟹壳子一打开，已经馊了。
我妈妈终于得知真相，是奶奶把礼品留了很多天，能送人的都送人了，剩下一盒糕点一只螃蟹舍不得吃，放着放着，就放坏了，这才拿出来给我这个孙女，说，给荟荟吧。
很多年后我自己定居在了海边，当地的朋友总会叮嘱我，螃蟹和蛤蜊千万不要隔夜再吃，留也留不住的。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只是海边居民的“常识”。我想这或许证明了，我的爷爷奶奶是祖辈带到东北的，对掖县的海，他们一无所知。
我妈，人敬她一尺她和煦如春风，人欺她一丈她上房揭瓦。之后自然又是一通好吵。
她们为一件事吵，为以前的很多事情吵，为基于对彼此的了解所推测出的动机而吵。婆媳之间的积怨是一汪深不见底的油，更原则性的冲突都发生过了，螃蟹只是一点点火星。
鸡也是。
鸡是一种很不友好的动物，居然只长了两条腿。这两条腿在早年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意义又非常重大，它们代表着地位和宠爱，分配不均，就会有人介怀。“有人”就是我妈。
鸡一端上桌，我奶奶便拆了两只腿，一只递给我姑姑的女儿，她比我大两岁；另一只给了怀孕的小婶婶；而饭桌上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小孩。
我妈霍然起身，领着我下桌走了。
这件事完全没有伤害到我，反而因为戏剧冲突短促强烈却又一言不发，在我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
四溅的火星里还包括蜂窝煤、我爸的病、大雪天的中心医院、去天津的火车票、卧虎牌羊毛毯……战火燃烧过后，渣滓沉淀进仇恨的油汪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甚至有些着迷于我妈和我奶奶这两个硬派女人了，相较之下，我沉默的爷爷和爸爸几乎不需要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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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很多人讲过我的出生。大家都在走廊等，我哭声特别大，旁边有人拱火说这一听就是个大胖孙子，结果抱出来是个女孩。
不知道描述得是否太过夸张——据说爷爷奶奶掉头就走。
他们盼了很多年孙子。爸爸的大嫂甚至为此生了两个孩子，比我大了十岁有余，都是女儿。后来闹翻了，逢年过节都不再出现，这两个姐姐我几乎没有见过。轮到我妈妈生产的时候，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广泛推行，这个生儿子的机会再次被浪费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还没全面实行双休日，周六爸妈是要上班的。每个星期日我会去外公外婆家。那边是楼房，有高高的抽水马桶，我坐不上去，外婆就拿便盆给我。洗手间和厨房连着一条短短的走廊，外婆在厨房择菜，四五岁的我正是非常爱学人说话的年纪，在便盆上正襟危坐，绘声绘色地给她学，我妈和我奶奶是怎么吵架的，她说了什么，她又说了什么，邻居探头进来笑嘻嘻说了什么，我妈把人轰走，大吼：“看什么热闹？滚！”
我外公会过来问：“那你觉得是谁不对？”
我装作思考了一下。其实我懂个屁，干脆学着电视里面的台词回答，各打五十大板。
外公就大笑，然后深深地叹息。我妈妈是他们最宠爱的小女儿，大专毕业坐办公室，红着脸话都不说一句，低头看小说，看的是《简·爱》。
我小时候初识字，抓到什么都读，我外公看的苏联侦探小说，我爸看的武侠小说，我小叔订阅的通篇男女生殖科普问答的《家庭医生》杂志——后来他发现我居然在看就连忙锁起来了。但我最喜欢的，是我妈妈看的杂志，封面上有笑容驯顺的日本女人，穿着色彩柔和的针织衫，内容不是讲家居布置就是棒针织法，这些杂志让我模模糊糊想起曾经的她，声线圆润，总是笑眯眯的，和画报上一样温柔。
难道人的婴儿时期也有记忆？反正自打我三四岁记事起，她就是女战神了。
毕竟简·爱也是个烈性女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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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也是个烈性女子。
短直发，头发花白，面容严肃，法令纹很深，眼皮耷拉着，没有多少笑模样，常年佝偻着背，走路一撅一撅的，身体左右摇摆。因为她是“解放脚”，裹小脚没几年便赶上妇女解放运动，解下了裹脚布，但有些部位还是已经无可挽回地坏死了。我印象中她几乎从来没有脱下过袜子。
偏偏她走路极快。
极快。我和她一起去买过菜。小孩都精力旺盛，我却跟不上她的步伐，人头攒动的菜市场，奶奶从一个摊位赶往另一摊位的时候总是一路“超车”，轻轻拨开晃动的行人，恨不能领先全世界。
明明走路不稳，又那么要强。
自打记事起，我一直住在老城区的小平房，邻居众多。奶奶家是两间砖瓦房，由一个小小的、堆满杂物的院子相连，平日大家会在院子里洗晒衣服。小叔叔新婚，爷爷奶奶便从宽敞的正屋搬出来，直接在门外的宽走廊里摆了一张床，守在正屋和进门的厨房之间。我一直想去正屋里玩，却从来都没成功越过这道防线——奶奶怕小婶婶不高兴。老人本就偏疼小儿子，何况小儿媳是生孙子的最后希望。
经过院子就是我爸妈住的屋子，西晒很严重，很多年后我妈妈提起那里，还一直叫它“偏厦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奶奶不喜欢开灯。记忆中正屋那边的厨房总是昏暗的，灶台下是黑黑的煤炉和风箱，她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借着微弱的天光择菜，当我冲进门和她大声地讲邻居家的小伙伴如何如何，她会快速地瞄一眼窗外的院子，似乎很怕被我提及的小孩跟进来听到什么。邻居们聚在一起说话，她也是最沉默的那一个，附和几句便急着回家，从不表态，也不掺和任何事。
这似乎是她的某种生存智慧。然而我也记得，妈妈曾在某次吵架中说过，奶奶是最会暗地里搅事的人，多少破烂事最后追根溯源，大多是她的指使或暗示。
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我妈的惯用语）会围在厨房吃饭。没有客人来，正屋是绝不启用的，小婶婶常年关着门，饭桌都直接支在灶台旁，头顶只有一盏非常非常暗的小灯泡，每个人的脸都藏在阴影里。
像梵·高的一幅画，《吃马铃薯的人》。
饭桌上只有奶奶、爷爷和她除了大儿子外的三个子女，没有“外姓人”。大儿子年长早持家；二儿子十几岁夭折；老三是我爸，承上启下，孝顺到死心眼；小儿子狡黠机警；小女儿保守顾家；性格各有千秋，唯一的共同点是，听话。
听奶奶的话。爷爷几乎是不说话的。
我偶然参与过一次，蹲在旁边用冰棍杆戳蜂窝煤玩，反正年纪小，没人在意。爷爷吃饭很快，早早下桌了，只有奶奶垂着眼，听孩子们讲一天的生活。
她一辈子没有出去工作过，绕着灶台转，只会讲山东话，却熟悉每个孩子的老师、领导、同学、同事、同事的女朋友……只凭她一双谨慎的耳朵，和寥寥几句肯定或否定的话。
“不行。”
“做得对。”
“就这样。以前她不是还跟别人一起挤对过你。就该这样。”
“我说了，不行。”
“以后别跟那人一起吃饭。”
…………
奶奶是家里不容挑战的人。她像一只倔强固执的食蚁兽妈妈，坚持将所有孩子都背在背上，警惕着天敌的来袭。
大儿子比弟弟妹妹们年长很多，成家也早，为家里立下过汗马功劳，有韧性的大儿媳终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他从这个家的小饭桌上剥离了出去。
这是奶奶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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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和重男轻女的奶奶一起住，其实我的童年非常愉快。
住平房的孩子都很野，能跑能疯，膝盖几乎就没有愈合过，永远挂着新嫩的结痂。小男孩撒尿和稀泥，小女孩偷自家珍贵的“洗发香波”来勾兑吹泡泡的肥皂水，被旱厕的毒蚊子叮了屁股而痛得大哭，下一分钟又可以因为一袋两毛钱的话梅而破涕为笑。
童年有永不结束的夏天。
我也很喜欢和大两岁的姐姐玩。姑姑和姑父都是话不多、很能算计的人，听闻婚姻到了后期连彼此都算计得干净，姐姐却一丁点都没继承父母的缜密心思，一直是个漂亮而憨直的姑娘，有一张饱满小巧的苹果脸。
姑姑是小女儿，前面已经有三个哥哥撑腰，倒是因此被爷爷奶奶稀罕，连带姐姐这个外孙女也一样。姐姐和我爷爷奶奶很亲，就像我对我的外公外婆一样亲，这世间事莫不如此。
妈妈的单位很早就倒闭了，她盘了门市房做生意，门面租给理发店，里面的屋子是小美容院，有蒸面机、文眉笔、几把和牙科诊所里一样的多功能躺椅、一整面墙的大镜子。
爸爸上班，妈妈开店，他们又错过了公立幼儿园的报名，外公外婆带着舅舅家的哥哥姐姐，奶奶和妈妈又都是硬骨头——于是我每天在她的美容院里翻跟头，惹祸了就被揍一顿，哭完了接着翻跟头，或者把纱巾桌布缠一身，扮成西游记里的玉兔精，唱着“沙里哇”对着镜子跳舞。
我最喜欢客人卸下的“石膏面具”。土豆泥一样的糊糊涂在脸上，二十分钟后便硬成了石膏面具，可以热气腾腾地整个揭下来——其实现在已经不新鲜了，就是清洁面膜而已。
姐姐也喜欢石膏面具，可以遮在脸上扮神秘女子，被我苦苦追逐，最后再一揭开面具，哇，绝世美人儿！然后我便扑倒她在她脸上狂亲。
真的是她手把手教我的，我发誓。
为了我这个戏很足的玩伴，也为了获得石膏面具，姐姐有时会让爷爷去美容院接我回家陪她过家家。大人是很微妙的动物，我妈看我蜷在沙发缝那里睡觉会难受得叹气，但每当爷爷的自行车铃在前院响起，她又会因为“给外孙女找个伴”的动机而气恼。
他们的计较，对我和姐姐不重要。
但是奶奶摔了我们的石膏面具。玩得正欢呢，被她看见，一把夺过来，在小院里摔得粉碎。
“什么玩意儿，脏不脏！”
其实她说的是对的，沾满了脸部汗毛和黑头的东西能不脏吗——只是摔得那么用力，很难相信只是因为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