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如此，我们的问题就必须重新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又写，到底写了多少稿，才最后写出了这个罕见的糟糕开篇句范例？对那满布星斗的天空，那“亲爱的读者”，那“一个只有在您风华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进行了多少提炼和蒸馏？换句话说，安徒生童话里那皇帝的新装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只是为了揭露皇帝的愚蠢和众人的墨守成规？或者，那个大叫“他什么也没穿”的勇敢男孩也许也是一个傻瓜，尽管可能是一个不同种类的傻瓜？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一丝不挂的皇帝根本不是真的一丝不挂，而是身着华服？那个骗人的裁缝不是个骗子，而是一个令人称奇的大师，他的天才也许远远超出了众人和皇帝的理解力，远远超出了男孩的知识范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有那最敏锐的观察者才有可能注意到了皇帝那华丽的新装，而皇帝、群众，甚至那个大胆的解构主义男孩，都没有发现那新装之美。那孩子一定是搜索了所有的档案才揭露了皇帝是一丝不挂的，并不是因为这位皇帝比别的皇帝——或者别的人——穿得更少，而只是因为今天，一丝不挂的皇帝是本周的特卖廉价商品。

有人可能会将问题表述如下：用第一人称刻画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物，以及写出一篇多愁善感的文本，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分界线？如果有的话，这条分界线在哪里？或者，是不是不再有所谓好的文本和不好的文本之分，而只有合理的、受欢迎的文本和别的文本，那些不无合理但不怎么受欢迎的文本？

回到我们两难的命题来。一篇故事从哪里开始才算恰当？任何故事的开头，都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合同。当然了，合同各种各样，包括那些缺乏诚意的合同。有时候，开篇一段或一章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作者和读者背着主人公签订的一份秘密和约。《堂吉诃德》和阿格农[4]的《就在昨天》的开头就属这种情况。有具有欺骗性的合同，作者似乎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和盘托出，这样毫不生疑的读者就咬住钓饵，上钩了，想着他实际上已经应邀进入了那个黑暗的房间，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后台”并不真的就在幕后，而只是另一个场景；读者幻想他参与了一个阴谋，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阴谋的受害者而已；那份看得见的合同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是一份更隐秘、更微妙、更刁钻的合同的外在形式而已。比如，克莱斯特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卡夫卡的《审判》和托马斯·曼的《被选中的人》，这些作品的开头就是这种情况。（《被选中的人》第一章的题目是“谁敲的钟？”，在这一章里，作者一本正经地告诉读者说，敲钟的并不是敲钟的人，而是“故事的精神”，然而，读者到了后来却发现，这“故事的精神”实际上并不是精神，而是一个名字叫克莱门斯的爱尔兰人。）

有的开头颇似一个蜜糖陷阱：一开始就引诱你，要么是有声有色的闲谈，要么是毫无保留的供认，要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然而最后你发现，你得到的不是一条真鱼，而是一条酿馅鱼。比如说，在《白鲸》里有很多冒险经历，也有很多菜单上没有提到的熟食，甚至在开篇合同（“叫我伊什梅尔吧”）里都没有暗示，但是却作为一个特别的奖励颁发给你——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冰激凌，却赢了一张周游世界的奖券。

还有富有哲理的合同，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那著名的开篇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5]而实际上，托尔斯泰本人不管是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还是其他作品里，都是和这种二分法相矛盾的。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份很严苛的开篇合同，几乎令人望而却步，从一开始就警告读者：此处票价非常昂贵。如果您觉得无力支付一笔令人不快的预付款，你最好干脆不要试图入内。不要指望有什么让步和折扣。比如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开头就是这样。

然而，最后是，什么是开头呢？原则上是不是任何故事都会存在一个恰当的开头？是不是毫无例外总是有一个潜在的、开头前的开头？更在序言前面的引言之前的东西？《创世记》之前发生的事情？造成最初因的因素的原因？爱德华·A.赛义德[6]对“起源”（一个被动的存在）和“开头”（他认为是一个主动的概念）进行了区别。例如，如果我们想写一个故事，开头一句是：“吉尔伯特出生于盖代拉。他出生的前一天，一场暴风雨把苦楝树连根拔起，并且毁掉了篱笆墙。”我们可能还得讲讲那棵苦楝树是怎么倒的，或许甚至要讲讲那棵树是怎么种下的，或者，我们还得回过头讲讲吉尔伯特的父母何时，从何地来到了盖代拉，有那么多的地方，他们为何单单来到了盖代拉。要讲讲为何在盖代拉定居，以及那刮倒的篱笆墙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是吉尔伯特·卡多什出生了，那就一定会有人不辞劳苦做了他的父亲；一定有人曾有所希望；或者是怕了，爱了，或者是没有爱。有人提出了要求，并得到了满足；有人很喜欢，或者只是装作喜欢。简而言之，如果这个故事要完全履行其理想的职责，那么就必须至少一路追溯过去，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这一宇宙的高潮期，可以推测，在这一刻，所有的小爆炸也开始了。另外顺便问一下，就在宇宙大爆炸之前，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什么呢？是不是盖代拉原来的化身？

在我们的开篇合同中，那个有暴风雨和苦楝树的故事里，应该有一种类似染色体的东西，这种东西有一天会使吉尔伯特·卡多什结婚，然后离婚，加入警队，然后退役，申请一份新的工作，而这正好使得他和齐拉邂逅，当他请——坚持；不，既没有请也没有坚持，而是介于请和坚持之间——他这么一做，齐拉已经迷上他了，最后发现，爱她的什穆埃尔也爱上了吉尔伯特。

或者，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从吉尔伯特或齐拉开始，而应该从这位什穆埃尔开始？或者，甚至从什穆埃尔的曾祖母玛蒂尔达开始？她也是齐拉的朋友玛蒂尔达的曾祖母，而这位玛蒂尔达去希腊寻找和她重名但并不相识的表姐了。

本书是根据我在基布兹胡尔达中学、布伦纳地区中学、位于内盖夫的本-古里安大学、波士顿大学的教学讲义，以及1995——1996年期间在特拉维夫的埃雷茨·以色列博物馆的一个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

——阿摩司·奥兹

1996年于阿拉德

【注释】

[1] 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所注。本书写于1995年至1996年之间，其时正值科索沃战争，故作者作了这个比喻。

[2] 朱维基译《神曲·地狱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一歌的译文是：“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因为几经转译，恐怕但丁的原意遗失，故摘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3] 这是美国小说《飘》结尾的那句话，所以齐拉认为太老套。

[4] 什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著名的希伯来语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1922）、《宿客》（1939）、《就在昨天》（1945）和中篇小说《大海深处》（1935）等。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格农是奥兹极其推崇的希伯来文学的前辈作家。

[5] 这里直接引用了周扬先生的译文。

[6] 原文为Edward A.Said，可能有误，应为Edward W.Said。爱德华·W.赛义德（1935——2003）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代表性著作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以及《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1969——1994》等。（原文注。爱德华·A.赛义德：《开头：目的及方法》；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和伦敦，1978年6月。赛义德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批评理论，对欧洲小说提出观点，分析“开头”的含义。按照赛义德的理论，开头实际上是一种回归的行为，一种追溯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线性进程的一个起点。“开始和重新开始，”他说，“是历史性问题，而‘起源’则是神性问题。”在每一个开头，都有目的和态度。每一个开头都产生其独创性，但也把现存的和已知的东西编织进人类创造语言的遗产之中去，伴随着其自身硕果累累而又独一无二的淘汰过程。按照赛义德的观点，每一个开头实际上都是熟悉的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序言，13）。关于开头、创造和孤独之间的原始关系，亦可参阅佩内洛普·法默为她的关于创作之神话的文集《开头：世界创世神话》写的序言，Chatto and Windus出版，伦敦，1978，3——4。有关一个故事起点的意义，亦可参阅利娅·戈德堡著《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类与宇宙之统一》，Y.L.马格尼斯出版社，耶路撒冷，1959，希伯来文。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和现在已故的什洛莫·格罗金斯基交谈时，还听到过有关某些希伯来语故事和长篇小说的开头的非常有意思的想法。舒拉米特·哈雷文在她那篇优美的论文《所有的开头》里对故事的开头也有论述。该文收入其论文集《加沙盲人》，Amudim L'-Sifrut Ivrit and Zemora-Bitan Ltd出版，特拉维夫，1991，希伯来文，17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