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附笔一句:战争中,我有幸运星或守护神之类的东西。我怀着苦恼,深觉孤独,而在那变化开始之前,时时认为自己的命运很不幸,也很可恨。可是,在这期间,苦恼与包围着苦恼的状态反而成了我应付外界的守护者与铠甲,助我良多。因为我是在可厌的环境中度过战争的。那时,政客、间谍、股票商全麇集于我所在的瑞士首府贝伦。这儿正是德国、中立国与敌国的外交集中地,因而一夜之间即有人满之患,而且尽是外交官、政治密使、间谍、记者、囤积者与走私商人。
我生活于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跟包含敌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们来往。我四周的气氛已形成一个网,网中有间谍、双重间谍,侦探、阴谋和政治上的变动——但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些。我被怀疑是间谍,我受到间谍的监视,我被敌国、中立国及自己国家的人怀疑。但这一切,我都丝毫未警觉。很久以后,我才略有所闻。在这氛围中,我为什么能够不受害,超然地活下去,自己也觉得奇怪。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也完成了,试炼的痛苦也臻于极致。这痛苦跟战争与世界命运没有丝毫关系。对住在外国的我们来说,德国的败北早在两年前已确实预料到,所以一点也不觉惊奇。我已经完全闭锁在自我与自我的命运中,但我常常觉得这样才能和整体的命运发生关联。我也在自我中发现了世上的一切战争与杀机、一切轻薄、享乐与懦弱。我首先丧失了自尊心,接着又丧失了自我轻蔑之意。在混乱中,我有时满怀重睹自然与纯真的希望,有时却又丧失此一希望,最后只好一心一意凝视着这混乱。觉醒的人,真正自觉的人,都可能会有一次,甚至多次走过那通往荒野的狭道——将此事告诉他人,终究是徒劳!
朋友离弃我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悲哀,但没有不快。毋宁说我觉得这才是对自己所走之路的确认。这些老朋友对我说,你以前是个敏感的人,是个诗人,但你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却如此无趣。是的,的确如此。当时,我已经顺利地超越了嗜好或性格之类问题,已经没有一个人能懂得我的话。这些老朋友指责我,说我所写的东西已失去美和和谐。是的,他们说得没错。但是这一类说词只会使我发笑——接受死刑宣告的人、被夹在断壁中拼死命往外逃的人,美和和谐究竟有什么意义?
如果违反自己一生的信念,我也许就不是诗人。难道美的生活只是一种迷惑吗?为什么不是?连这点也不重要了。我闭目投身于地狱,这也是无聊而微不足道的。也许,我错估了自己的天职与才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以前,我洋溢着童稚般的喜悦,自以为这才是我的使命,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从很早以前,我就无法在抒情诗、哲学这类专门性著述中观察到自己的使命,啊,不,毋宁说是救赎之道,我只能在自己内心的活动中看到那真正强而有力的一丝活力。同时,我也毫不保留地向我心中所感受的东西宣誓效忠,于是我发现救赎之道。这就是生命,就是神。
后来,跟生命有关的极度紧张时代过去,这一切似已发生奇妙变化,因为当时的内容与名称现在已经没有意义,前天的神圣事物,现在听来已近乎滑稽。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1919年春天,我隐居于瑞士的乡野,成为一个孤独的隐士。我一生中(这是父母与祖父母的遗传)不仅热爱印度和中国的智慧,也常引用东方富于象征的语词来表现自己的新体验,因而人们常称我“佛教徒”,当时我只一笑置之。因为在根本上,佛教比其他任何信仰都远离我。后来,我才慢慢发觉佛教也隐藏有一些正确的东西——真理。
如果能够依个人自由选择宗教的话,我一定会因内心的憧憬而加入保守性的宗教,亦即加入儒教、婆罗门教或罗马教会。但这不是来自天生的亲近感,而是来自与亲近感相对的憧憬。因为我刚巧生在虔诚的新教家庭中,同时从心情和气质来说,我也是一个抗议者(Protestant)。我对现在的基督新教深表反感,但新教与抗议者并不相矛盾。真正的抗议者,从本质而言,肯定成长多于存有,因而,不只对其他一切教派,就是对自己的教会也常加以反抗,在这意义上,佛陀大概也是抗议者。
自从那次变化发生后,我已经失去作为诗人的依据,对自己文学作品的价值也缺乏自信。写作已经无法给我真正的喜悦。可是,人须有喜悦。无论在多痛苦的情况下,我都一直在寻求喜悦。我可以不要正义、理性、生活与社会意义,我知道,纵使社会上没有这类抽象的东西,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一谈到喜悦,即使一丝喜悦,我也不会放弃。我希望能获得这微小的喜悦。这希望是我还能相信的内心小火焰。我认为用这火焰可以重建一个世界。
我常在一瓶葡萄酒中寻求自己的喜悦、梦幻与遗忘。的确,这对我甚有裨益。以此观之,葡萄酒实在值得称颂,但葡萄酒带来的喜悦还不充分。有一天,我又找到了全新的喜悦。已经40岁了,却突然画起画来,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画家,也不想成为画家。只觉得画画很美,可以使人快乐,也可以磨炼人的耐性。画画之后的手指不会像写字那样变得黑漆漆,却可染成不同的色彩。
对于我的画画,大多数朋友都非常生气,就这一点来说,我不大幸福——当我有所需要,当我希求幸福与美的时候,大家总是苦脸相对。他们喜欢别人永远保持原状,永远不要改变脸上的表情。可是,我的脸却加以拒绝,不时要求改变表情。对我自己的脸来说这是必要的。
世人对我的另一项非难,我也认为非常正确。他们说我缺乏现实感。我写的诗和作的画都跟现实不相符。写作时,我常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书籍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我的确也缺乏尊重现实的想法。我认为现实是最不值得介意的。因为现实老是存在,令人厌烦。相反的,较美的东西,更需要的事物经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惦记关怀。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现实总无法使人满足,无法使人尊敬、崇拜,因为现实是偶然,是生活的屑末。这贫瘠,经常使人失望,毫无趣味的现实,除非我能够否定它,能够表示我们比它强,它总是维持常态,不肯改变。
人们都说,我的诗作中缺乏一般对现实的尊重。我作画时,树有脸,家屋会笑、会跳舞、会哭泣。树大抵很难分得清,是梨树还是栗树。这种非难我必须甘心接受。老实说,我经常认为我自己的生活跟童话简直一模一样。也常常看到或感觉到外界与我的内界存在于被称为魔术的关联与和谐中。
我还曾做过两三次蠢事。譬如说,有一次我对著名诗人席勒说了无聊的话,以致南德九柱戏俱乐部的全体会员宣称,我是一个伤害祖国神圣人物的畜生。从几年前开始,我已经能够绝对不再做出伤害神圣人物,激怒他人的事。我想,这是一项进步。
所谓现实对我并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过去经常跟现在一样满溢我心。现在似乎无限地遥远,所以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无法把未来和过去完全区分开来。我大多生活在未来中,因而无须以今日来结束我的传记,还可以慢慢地延续到将来。
我现在只想简短地叙述我的一生已经形成怎么样的弧线。1930年以前的若干年代中,我还写几本书,后来就永远放弃了。我到底可以不可以算是一个诗人?这问题已由热心的年轻学生加以探究,写成两篇学位论文,但是仍未解决。因为经过近代文学的绵密考察,知道创出诗人的流动体在近代已经非常稀薄,因而诗人与文士已经很难区别。
但是就客观处境而言,这两篇学位论文撰写者导出了对立的结论。依据较能引起共鸣的学生意见说,这种愚昧稀薄的诗已经完全不是诗,纯文学没有生存的价值,所以现在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只好让它静静地死去。另一个学生则无条件地尊重诗,不管它多稀薄,所以他认为与其对可能藏有一滴真正诗神的诗人采取不当的态度,不如慎重地承认几百个非诗人的作家。
我专心一意地涵泳于绘画和中国魔术中,其后的若干年则渐与音乐发生关系。写歌剧,是我晚年的野心。在这歌剧中,现实的人类生活并未被认真地接受,甚至加以嘲弄。但是,在永恒的世界中,这歌剧却以神性的象征、轻浮的衣裳大放光彩。
从魔术观点解释人生,比较令我觉得亲切。我曾经一度不是“近代人”;经常认为霍夫曼的《金壶》152或《海因里希·凡·奥夫特丁根》153是比所有世界史与博物志更重要的教科书。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读世界史与博物志,就可发现其中含有令人着迷的寓言。
但是,我一生的一个时期已经开始了。在这时期,业已完成和过度分化的人格再完成、分化,已失去意义,同时,在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让尊贵的自我再度沉没于世界中,并面对无常,将自我编入超越时间的永恒秩序里。要表现这种想法或一生的使命,必须运用童话的方法。我认为歌剧是童话的最崇高形式,我不相信在我们滥用、僵灭的语言中有真正的语言魔力。但是音乐在今天仍然可说是枝上会长出乐园苹果的生命树。
我想在自作的歌剧中表现我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无法表达清楚的事物,也就是说,我想赋予人类生活一种高尚动人的意义。我歌颂自然的清净与无穷的丰盈,追随自然的步伐,借自然难以避免的痛苦,以臻至相反的精神层面。这样,横跨在自然与精神两极的生命跃动,就可以像高挂空中的彩虹那样,明朗艳丽地表现出来。
但是,很可惜,我的歌剧并没有完成,就跟文学的情形一样。于是,我只好放弃文学,因为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在《金壶》与《海因里希·凡·奥夫特丁根》中已说得比我纯粹好几千倍。我的歌剧也跟这种情形一样。我费了好几年工夫,累积了音乐的基础研究,写完若干草案,并且顺便再度尽可能地仔细探索自己作品的本来意义与内容。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在歌剧中所追求的东西,莫扎特的《魔笛》已巧妙地表现了。
于是,我放弃了这项工作,越发倾心于实际的魔术。我作为艺术家的梦是一个幻影,我无力写出《金壶》和《魔笛》,但魔术师是天生的。从很久以前,我就开始走上老子与《易经》的东方之路,而且走得很远,所以我很能了解现实的偶然性和可变性。现在,我已利用魔术任情地操纵这现实。老实说,对此,我颇能自得其乐。坦白说,我不能独自待在被称为白魔术的优雅庭园中,有时也会被内心中的小火焰引进黑魔术的邪道里。
过70岁的那一年,我用魔术诱惑了一个少女,而被拉进法庭,在牢房中,我要求给我画笔。法院答应了。于是,朋友们给我带来绘具和颜料,我在牢房墙上描绘小风景,于是我再度回归到艺术。作为艺术家,我曾搁浅了好几次,不致受到妨害,所以我能够再度饮尽甜美之杯,像戏耍的孩子,筑起眼前小小的可爱的游戏世界,使自己心满意足,进而再度扬弃一切智慧与抽象,追求创造的原始乐趣。
因此,我又画画、调颜料、润书笔,调成红色明亮愉悦的色调,黄色丰盈纯粹的色调,蓝色深沉动人的色调,并且像音乐般把这些调制成淡灰色,再度享受到无限的绘画妙趣。幸好,我能够孩子般地进行创作游戏,在牢房墙壁上画一幅风景。这风景除了我一生中所喜爱的山川、海、云与收割农夫之外,还包括其他许多使我愉悦的美。画的正中间有条小铁路,向山上延伸,有如啃啮苹果的虫子,把头埋进隧道中。火车头已经进入小隧道,从那黑圆的洞中吐出棉絮般的黑烟。
我的游戏完全把我迷住了。由于回到艺术,我不仅忘记自己是囚犯、被告,忘记在牢房之外无法终我一生的事情——有时也忘记自己在施展魔术。而且当我用细细的画笔绘出小树和小朵白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魔术师。
可是,现实目前已经无法跟我修好,它倾全力讥讽我的梦,并且不断地加以破坏。每天,我都被拉出去,受到监视,被带到极不舒服的场所。这儿,那些不高兴的人坐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问我。但他们不相信我的回话,恶毒地责骂我,或者像三岁孩童般对待我,或者把我当作狡黠的罪犯。要了解这惊人,有如地狱之官衙、纸张、文件的世界,实在不需要成为被告。在人们造成的所有奇妙地狱中,我认为,这世界是最像地狱的地狱。
如果你因搬家,或结婚,需要申请护照或户籍誊本,你就会站在这地狱的正中间,并在这纸张世界的不通风房子里度过苦涩的时间,受无聊、慌张而无趣的人盘问、斥责。不管你说出多坦率真实的话,也不会被对方相信,而且会受到学童或犯人般的待遇。这是谁都知道的。如果我的颜料不能够不断地使我愉悦,获得慰藉,再者,如果我的画,我的美丽小风景不能给我空气,使我复苏,那我就会在这纸的地狱中窒息、枯萎。
有一次,当我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时,狱卒拿着无聊的传票跑来,把我从这快乐的工作拉开。于是,对这一切作为与这丧失精神、野蛮的整个现实,我直觉倦怠欲呕。我想,现在该是结束苦恼的时候了。如果不准我无碍地玩着这种天真无邪的艺术家游戏,我只有使用——多年来热衷从事的较正经技艺了。没有魔术,此世是无法忍受的。
我想起了中国的处世训,也在瞬息间脱离了现实的迷惘。于是,我礼貌地对狱卒说,请你们等一下,我要搭画中的火车去找东西。他们认为我疯了,脸上浮现着与平时一般无二的笑容。
于是我变小了,进入画中,坐上小火车,并且随着小火车爬进那暗黑的小隧道。过不多久,人们便看见棉絮般的黑烟从圆洞中溢出。过一会,烟散了,消失了。整个画和我也消失了。
狱卒们茫然若失,呆在那儿。
(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