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3日

凌晨4:16

我在哪儿？

出什么事了？

我急促地喘了几口气，并试着动一动，可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就连手和手指都纹丝不动。

终于，我努力睁开双眼。眼睛里仿佛有无数沙子，又疼又痒。我的喉咙里像有一团火在烧，连一个小小的吞咽动作都无法做到。

周围一片黑暗。

我的身旁似乎有人，或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能听到锤子落在金属上的敲击声，背部也能感觉到振动，而且那振动一直传到我的牙齿间，震得我头疼。

四周，空气中、身体旁边、身体里面，似乎到处都是金属摩擦和扭曲变形所发出的嘎吱声。

嘭！

嘎吱嘎吱！

疼痛刹那间涌了过来。

剧烈的、压倒一切的疼痛。当我意识到它、感觉到它时，其他的一切瞬间都不复存在了。

疼痛唤醒了我：令人生不如死的头痛，胳膊上还传来难以忍受的阵痛。我身上某个地方肯定有骨头断掉了。我试着移动身体，却一下子疼得昏了过去。再度醒来时，我又试着移动。我吃力地喘着气，肺部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能闻到血的腥味，我自己的血，并感觉到它沿着我的脖子向下流淌。

救命。

我想呼叫，可是黑暗吞噬了我微弱的意图。

睁开眼睛！

我听到一个声音命令道，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不是孤立无援。

睁开眼睛！

可我睁不开。我根本无能为力。

她还活着。

那个声音喊了起来。

躺着别动。

黑暗在我周围不断变化，疼痛爆炸般袭来。耳边响起尖锐的噪声，像电锯锯在雪松上，又像小孩子在厉声尖叫。然而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却有一些小光点像萤火虫一样闪烁飞舞。这情景让我倍感难过，且疲惫不堪。

1，2，3，起！

我感觉自己被几只看不见的冰凉的手使劲拖拽了几下，而后又抬起。我疼得尖叫起来，但这叫声立刻又被我吞了下去，或许那只是我在脑子里臆想出的声音？

我这是在哪儿？

我重重地撞在什么东西上，不由大叫了一声。

没事了。

我要死了。

这念头猝不及防地跳进脑海，攫住了我的肺，一时间我竟喘不过气来。

我要死了。

2010年9月3日

凌晨4:39

强尼·雷恩忽然醒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不对劲。他直挺挺地坐起身，环顾四周。

可周围并没有任何异常。

此时他正在班布里奇岛寓所的办公室里。和平常一样，他又是在工作的时候睡着了。作为一个在家里办公的单身父亲，这简直成了他难以打破的诅咒。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所以他只能熬夜加班。

他揉了揉困倦不堪的双眼。旁边的电脑显示屏上，一段视频停在了某个瞬间。画面中，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坐在一块摇摇欲坠的霓虹招牌下，嘴里的烟头已经燃到了过滤嘴的边缘。强尼点了一下播放键。

屏幕上，这个名叫凯文，外号“卷毛”的小男孩儿开始说起了他的父母。

“他们才不关心呢。”孩子耸了耸肩说。

“你怎么知道呢？”画面外的强尼问道。

镜头捕捉到了卷毛的目光，他的眼眸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痛苦和怒气冲冲的挑战。

“看我现在的样子不就知道了？”他对着镜头说。

这一段视频强尼已经看了不下一百遍。他和卷毛也在数个场合交谈过几次，但他至今仍不清楚这孩子来自哪里，在何处落脚，夜里是否有人会望着漆黑的天幕，担心他的冷暖，为他牵肠挂肚而难以入眠。

强尼很了解为人父母的种种担忧，知道一个孩子多么容易在黑暗中消失不见。所以他才会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制作这部关于流浪儿童的纪录片。也许只要他看得更仔细一些，打听得更详细一些，最终就会找到她。

他盯着屏幕上的画面。拍摄这段视频的那天夜里，因为下雨，街上的流浪儿童并不多。可尽管如此，每当他在画面背景中看到一个模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总会立刻戴上眼镜，眯着眼凝视半天，心里想着：那会不会是玛拉呢？

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整个过程中，他如此研究了无数个背影，可没有一个属于他的女儿。玛拉自从离家出走之后就音信全无，他现在甚至不知道女儿是否还在西雅图。

他关掉楼上办公室里的灯，来到昏暗寂静的走廊。左边的墙上挂着几十张黑框白底的家庭照片。他经常在这里停留，随着那些照片的足迹，在过去的美好时光中流连忘返。有时他会久久伫立在妻子的照片前，沉迷于她温暖的笑容中，那笑容曾经照亮了他的世界。

然而今晚，他径直走了过去。

在儿子们的房间前，他停下脚步，轻轻推开门。他现在经常这么做，每天夜里悄悄查看他那对11岁的双胞胎儿子，就像强迫症。人一旦意识到生命何其短暂，而生活又何其艰辛，便会不由自主地对身边的亲人萌生出强烈的保护欲望。此刻，孩子们在房间里睡得正香。

他缓缓松了口气，甚至没注意自己何时屏住了呼吸。随后他继续向前走，接下来是玛拉的房间，她的房门紧闭着。强尼没有停留，打开这个房间的门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里面的一切都保持着玛拉离开时的样子，每看一眼，他都心如刀绞。

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随手关上门。房间里乱七八糟的，遍地是衣物、纸张以及随手丢下的尚未看完的书。按照他的意思，稍微清闲时，他任意拾起一本就可以接着读下去。

他一边走向卫生间，一边脱掉衬衣顺手丢进洗衣篮。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他端详着自己的模样。有时候，他会自鸣得意地想，自己看起来并不像55岁的人；而有些时候，比如此刻，他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惊叫：“我怎么都老成这般模样了？”

他看起来哀伤极了，尤其是那双眼睛。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且又长又乱，显然早就错过了修剪的时间。他总是忘记理发。他叹口气，拧开淋浴开关，站到喷头下面，任由近乎滚烫的水从头顶倾泻而下，仿佛那能冲掉他郁积在心中的烦恼与惆怅。然而洗完澡，他又精神焕发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了。用不着尝试睡觉，至少现在不必。他用毛巾擦干头发上的水，从橱柜底找了件旧的涅槃T恤和一条破牛仔裤穿上。正当他开门要到走廊上去时，电话响了。

是固定电话。

他蹙了下眉。都2010年啦，手机时代，打固定电话的人已经不多，而知道他家电话号码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

谁会在早上5:03给人打电话呢？这个时候准没好事。

难道是玛拉？

他箭步冲到电话旁边，抓起话筒，“喂？”

“请问凯瑟琳·雷恩在家吗？”

该死的电话推销员，难道他们从来都不更新资料吗？

“凯瑟琳·雷恩已经去世快四年了。您可以把她从您的联系人中删除了。”他语调平淡地说，同时等待着对方问：“您是家里拿主意的人吗？”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一段长长的沉默，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开口问道：“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西雅图警察局的杰里·马龙警官。”

强尼不由眉头一皱，“您找凯蒂[1]？”

“我们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钱包上写的紧急联络人是凯瑟琳·雷恩。”

强尼在床沿上坐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依然把凯蒂当成紧急联络人。她出什么事了？这年头谁还会在钱包里留紧急联络号码啊？

“是塔莉·哈特，对不对？是酒后驾车吗？因为如果她——”

“这我不清楚，先生。哈特女士目前正被送往圣心医院。”

“伤得有多严重？”

“对不起，先生，我无可奉告。您得问圣心医院的人。”

强尼挂了电话，随即在网上查到圣心医院的号码，并拨了过去。然而电话转来转去，直到十分钟后他才找到能回答他问题的人。

“雷恩先生，”一个女人说道，“您是哈特女士的家人？”

强尼微微一怔。他已经多久没和塔莉说过话了？

但他比谁都清楚。

“是的。”他说，“出什么事了？”

“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先生。我只知道她正被送往我院途中。”

强尼看了看表。如果动作快点的话，他能搭上5:20的渡轮，那样一个小时出头他就能赶到医院。“我马上过去。”他对电话里的人说。

直到耳边传来急促的嘟嘟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和对方说再见。电话挂断之后，他随手把听筒扔到了床上。

拿过钱包，他又重新抓起电话，然后一边伸手拿毛衣，一边拨了个号码。忙音响了好久电话才终于接通，这时他才猛然想起现在还是大清早。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慵懒的声音。

“柯琳，真抱歉这么早就吵醒你，不过事情实在太紧急了。你能过来帮我送孩子去学校吗？”

“出什么事了？”

“我得去趟圣心医院，一个朋友出了点意外。我不想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可我又没时间把他们送到你那儿。”

“别担心，”柯琳说，“我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你家。”

“太谢谢了，”强尼说，“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说完他匆匆穿过走廊，推开了儿子们的房门，“孩子们，该穿衣起床啦，快。”

两个孩子缓缓坐起身来。

“啊？”威廉睡眼惺忪，不敢相信已经到了起床的时间。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十五分钟之内柯琳会来接你们。”

“可是……”

“别可是了。你们要去汤米家，练完足球可能还是柯琳去接你们。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出什么事了？”路卡睡意全无，瞬间皱起眉头担心起来。孩子们虽然年纪不大，却都明白爸爸如此紧急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更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尤其是路卡。他很像他的妈妈，天生爱操心。

“没什么。”强尼丝毫不露口风，“我要去一趟城里。”

“他以为咱们还是小孩子。”威廉说着掀开了被子，“来吧，天行者[2]。”

强尼焦急地看了看手表，已经5:08了，他需要马上出发，否则就赶不上5:20的渡轮了。

路卡跳下床，顶着一团乱糟糟的头发，一边仰脸儿看着他，一边缓缓走来，“是玛拉，对不对？”

是啊，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两个孩子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次医院去看望他们的妈妈。天知道那段时间玛拉遭了什么罪。他们一直担心着她。

他几乎忘了孩子们有时会多么敏感，尽管已经时隔四年，他们身上已经烙下悲剧的印迹。强尼尽最大努力照顾孩子们，可他能给予的最好的感情也无法弥补孩子们失去妈妈的空缺。

“不是玛拉，是塔莉。”他说。

“塔莉怎么了？”路卡不安地问。

孩子们都很喜欢塔莉。上一年他们求了他无数次要去看望她，可每一次都被他以不同的理由拒绝。想到这里，他有些内疚。

“我还不太清楚，但我保证一有消息就立刻告诉你们。”强尼承诺说，“柯琳来到之前要准备好上学的一切，听见了吗？”

“我们不是小孩子了，爸爸。”威廉说。

“练球结束后你会给我们打电话吗？”路卡问。

“会的。”

他挨个儿吻了他们，随即从门厅桌子上抓起车钥匙。出门之前他又回头看了眼儿子们，他们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两人都穿着平角短裤和宽大的T恤衫，正忧心忡忡地望着他。强尼顾不了那么多，扭头向车子走去。他们已经11岁了，单独在家待上十分钟应该不成问题。

钻进车子，发动引擎，强尼一路狂奔驶向渡口。上船之后他仍然待在车里，手指焦灼地在真皮方向盘上整整叩打了三十五分钟，直到下船。

6:10，他把车子停在了医院停车场上一盏昏黄的路灯下。离日出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整座城市仍在黑暗中沉睡着。

进入熟悉的医院大楼，他径直走向服务台。

“我找一个叫塔莉·哈特的病人。”强尼急促地说道，“我是她的家人。”

“先生，我——”

“我想知道塔莉目前的状况，马上。”他声色俱厉，如同在发号施令，服务台后面的女子仿佛触电般打了个寒战。

“哦，”她忙不迭地说，“我去去就来。”

强尼转身从服务台走开，不耐烦地来回踱着步子。天啊，他太讨厌这个地方了，尤其是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味道。

他在一张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坐下，脚掌不安地拍打着亚麻地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的情绪也一点一点接近崩溃的边缘。

过去四年，他渐渐接受了失去爱妻的现实，学会了独自面对生活，可这并不容易。他必须强迫自己向前看。无论何时，回忆总是让他痛彻心扉。

可是在所有的地方中，他又如何忘得了这里？他们到这家医院做手术、化疗、放疗。他和凯蒂每每倾心交谈几个小时，彼此安慰鼓励，并争相让对方相信，他们的爱终将战胜渺小的癌症。

撒谎。

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那一刻，他们就在这家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那是2006年。他与妻子并肩躺在一起，搂着她，尽量不去注意她与病魔搏斗一年之后瘦得可怜的身躯。床边，凯蒂的iPod里面播放着凯莉·克拉克森的歌：

有的人，等了一辈子……只为这一刻。

他还记得凯蒂脸上的表情。病痛像流动的火焰，烧灼她的整个身体——骨头、肌肉、皮肤。她已经使用了最大剂量的吗啡，但她不愿让自己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以免吓到孩子们。“我想回家。”她说。

看见妻子，强尼心中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挥之不去：她快要死了。现实太残酷，那样的结局令他不寒而栗，却只能独自黯然神伤，偷偷流泪。

“我的宝贝儿们。”她平静地说，而后又不禁哑然失笑，“唔，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都开始换牙啦，能从牙仙子那里换一块钱了。每掉一颗牙还要拍张照片……还有玛拉，告诉她我能理解。我16岁的时候也很叛逆，跟我妈妈也合不来。”

“我现在还没有做好谈这些的心理准备。”他说，而心里却暗恨自己的懦弱。从妻子凝视的眼神中他看到了失望。

“我想见塔莉。”她接着说道。陡然转变的话题出乎强尼的预料。他的妻子和塔莉·哈特曾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因为一场矛盾闹翻了脸。两年来她们断绝了一切联系，而也恰恰在这两年中，凯蒂不得不面对癌症的折磨。强尼无法原谅塔莉，不仅因为那场本就因塔莉而起的矛盾，更因为在凯蒂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身边。

“见她干什么？你忘了她对你做的事了吗？”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

凯蒂微微翻身面对他。看得出来，这小小的动作给她制造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我需要塔莉。”她又说道，这一次声音更为柔和，“从初中起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我知道，可是——”

“你得原谅她，强尼。如果我能做到，你也一样能做到。”

“没那么容易。她伤害了你。”

“我也伤害了她，好朋友闹矛盾很正常。人有时候总是会忽略最重要的东西。”她叹了口气，“相信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了，我需要她。”

“都过了这么久，你怎么能保证一打电话她就会过来？”

凯蒂忍着痛微微一笑，“她会来的。”她摸着丈夫的脸，让他的眼睛朝向自己，“我死之后，你要照顾好她。”

“别说这种话。”他轻声说道。

“她的坚强都是装出来的。这你知道，所以你要答应我。”

强尼痛苦地闭上眼睛。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摆脱丧妻之痛，并使家人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往事不堪回首，可他做不到，尤其在此时此地。

塔莉与凯蒂，两人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好朋友。而且也正是因为塔莉，强尼才有幸遇到了他的人生挚爱凯蒂。

从塔莉走进强尼破旧的办公室那天开始，他的魂儿就被这个生气勃勃的女人勾去了。当时塔莉二十来岁，青春飞扬，激情饱满，在强尼经营的一家小电视台里成功谋得了一份工作。他以为自己爱上了塔莉，然而那并不是爱，而是别的东西。他只是被她的美艳迷住了。她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朝气蓬勃，活泼开朗。站在她的身旁，就如同在暗室里待了数月之后猛然沐浴在阳光下。也正因为此，他老早就看出来，这个姑娘前途无量。

塔莉刚把她最要好的朋友凯蒂·穆勒齐介绍给他时，他并没有留意。凯蒂看起来毫不起眼，皮肤更白，人更安静，倘若把塔莉比作汹涌澎湃的波浪，那么凯蒂顶多只算浪尖上的一团漂浮物。然而几年后，当凯蒂大胆亲吻他时，他从这个女人眼中看到了他的未来。他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做爱时的窘态。那时他们都没什么经验——他30岁，她25岁——但只有凯蒂还保留着少女般的天真。

“难道做爱都是这种感觉吗？”她悄悄问他。

爱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降临在强尼头上。“不，”他说，从那时起，他便再也对她撒不出谎来，“不是的。”

和凯蒂结婚后，他们远远关注着塔莉在新闻界迅速崛起，但不管凯蒂与塔莉的生活多么天差地别，两人却依然保持着比亲姐妹更紧密的关系。她们几乎天天通电话，而每逢节日，塔莉也多半会到他们家做客。当塔莉放弃她的人脉，放弃纽约，毅然回到西雅图创办自己的日间脱口秀节目时，她曾请求强尼担任她的节目制作人。那些年他们多么春风得意。直到凯蒂患上了癌症，并最终被疾病夺去生命，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往事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他知道这一切都源于什么时候。

差不多四年前，也就是2006年10月，在凯蒂的葬礼上，他们全都坐在圣塞西莉亚教堂的第一排……

目光呆滞，神情黯然。但他们十分清醒自己为何会置身此地。他们一起来过这座教堂许多次，圣诞节子夜弥撒，复活节礼拜，但这一次不同往日。教堂里没有金光闪闪的装饰品，只有白色的百合处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厌腻的甜香味儿。

强尼像个陆战队员一样挺直了腰板坐着。他必须拿出坚强的样子，为了他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凯蒂的孩子。这是他在凯蒂临终之前亲口答应了的，可现在他有些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信守诺言。他的心已经干涸龟裂。16岁的玛拉坐在一旁，身体同样僵直呆板，双手夹在膝盖之间。她已经有几个小时，也许几天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了。强尼知道，他有责任消除和女儿之间的那道鸿沟，使她重新回到家人中间。可看着女儿时，他又失去了勇气。他们的哀伤加在一起，比大海都要深邃黑暗。所以他只是静静地坐着，尽管眼睛像烧灼一样难受，心里却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哭，要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