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事已然越闹越大，其形势之严峻令人心惊胆战！他此次前往天津，恐怕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啊！正因如此，他忧心忡忡地提笔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写下一封遗书，以此作为自己的遗嘱，提前对身后事做好妥善的安排。

在这封饱含深情且条理清晰的信件当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未来灵柩如何运送回湖南老家入土为安，以及家中众多珍贵的书籍和精美的木器等物品应当如何处置等等一系列具体事宜。不仅如此，信中的字里行间更是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之情。

他沉重地写道：“那些外国人向来性情凶悍残暴，而咱们天津当地民众的风气也是浮躁喧嚣，双方之间实在难以和谐共处。倘若日后因为此事结下仇怨进而引发战争冲突，恐怕会导致局势急剧恶化，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祸端啊！对于这次行程，我翻来覆去地深思熟虑，绞尽脑汁也未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然而却苦无应对之法。

其实，早在动身前往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经事先与奕?通过往来的函件共同商议并确定了好几条行事准则：首先要彻底查清武兰珍与王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但就算最终查明洋人的确牵涉到拐卖人口这类案件之中，那也必须想方设法将此事遮掩过去，务必要给法国人留足面子，切不可轻易触怒这些洋大人；其次，得尽快从严捉拿真凶，并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住当地的士绅百姓，从而安抚好各个国家的情绪，以免他们借机生事；最后，如果有法国的兵舰气势汹汹地前来寻衅滋事，那么一定要坚定地抱定绝不主动挑起争端的想法，坚决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选择妥协退让、俯首称臣。

曾国藩抵达天津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大力抓捕所谓的“人犯”。

尽管他心里很清楚，此时的天津城民怨沸腾，民众对于捉拿犯人一事极为抵触，强行实施根本就行不通，但如果不这样做，又无法向朝廷交差。

就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崇厚竟然提议让他撤销道台、知府以及县令这三位官员的职务，以此来取悦洋人。

曾国藩深知一旦这么做了，必然会极大地失去民心，但为了顾全整个局面，他也只能勉强听从这个建议。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一艘艘法国的兵船就陆陆续续地开到了天津港口，这些兵船耀武扬威，显然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威胁手段。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崇厚被吓得心惊胆战。

曾国藩指责他凡事都只想着如何讨好那些洋人的头目从而维持和平的局面。

然而实际上，曾国藩自己内心也是惶恐不安，忍不住感叹道：“眼下已经有八、九条洋船到达此地，而且听说后续还会有更多到来。他们到底心怀怎样的恶意，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真是全然不知啊！”

在那威严赫赫、气势汹汹的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的强大压力与要挟之下，他终究还是选择听从了崇厚所提出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将那些负责相关事务的府县官员上奏弹劾，并将他们革除职务，交付刑部依法惩治其罪过。

然而，即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内心深处却十分清楚这一举措着实有欠妥当。

于是，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件当中，他满怀愧疚地倾诉道：“我此番行为实在是对内愧对神明，对外则冒犯了社会舆论的清议。无论远近之人，恐怕都会对我口诛笔伐、加以唾弃谩骂，可即便如此，这整个局面或许仍然难以周全妥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