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里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女学者。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吴三桂》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儿。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80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80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很少再有人从事文学了。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许多才华正盛的作家，都纷纷转行去给导演们打工，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变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来讲，你发表的作品，只有编辑以及你通知到的几个同行会读。

以上两项变化互为因果，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20世纪80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也不能说我没有得到过反馈。在得知我发表了一些东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长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探讨过“写作”这个话题。据他理解，在作家当中，写散文的尚属正常，写小说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写诗则是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的确凿证据。

同时，我全力写作的年龄正是一个中小城市青年找对象的关键时段，“不好好上班”“写小说”（人们管文学杂志上的东西一律叫做小说）不但没成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婚姻对象的证明：这证明我不会很好地沿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之路攀登，反而有成为浪荡之人的可能。在我逃离了“行长秘书”这一职位后，这一征兆更为明显。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十

好在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作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

写作是痛苦的。写作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极致体验。

写作又是快乐的。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感到乘坐过山车式的惊讶。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你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你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评价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在历史中，各种情节都已出现，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开始观察农民起义，观察中国人的盛世梦，观察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比如，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

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敲打出一篇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就这样，我以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从历史开始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1996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体制，包括文学体制，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正是开始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当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提供点方便。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为人非常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坐在古墓中那样安静。每当这时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十一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1999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在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有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2000年1月1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看来这个出版社对图书馆的发行很成功。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大量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吴三桂》一笔一画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与这个世界确实形成了一点互动，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点互动。

让自己的写作真正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十二

在主要传播方式转为出版的同时，我的传统“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钟求是有一次通电话时说，我感觉你的东西挺适合《当代》的风格。你寄给我的朋友吴玄吧，他现在在《当代》做编辑。

我按钟求是提供的E-mail寄去了几篇稿子。一周后，吴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主编洪清波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从2006年起，为我开一个专栏（他们并非因为我出版过一些作品而认为我可以开专栏，事实上他们对我出版过的书一无所知）。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专栏的名字后来定为“史纪”。这成了我在“纯文学”领域最辉煌的“业绩”。我获得了一些省级文学奖和一项不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对了，还有“文学创作一级”这个职称。因为这些成绩，我成为省作协的“理事”，后来又成为“主席团成员”，还成了一个市作协的“副主席”，参加了“青创会”。

我在“文学圈儿”里遇到过许多清爽的人和清爽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80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神清气爽。比如我写作生涯中参加过的唯二的笔会中的一次，《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吴三桂》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人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是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大名鼎鼎：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及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些“文学英雄”身上，我确实发现了想象中的“80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关心文学的少了。

冒充理论家的作家越来越多了，像我这样不会说话的越来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来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来越少了。

……

他一口气编完，大家都大笑。蒋子丹立刻要求，这串顺口溜要交给《天涯》，放到“作家立场”里发表。

这个笔会让我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梦不只是一个梦，它真切地存在过。

十三

1996年，当我拿起笔的时候，误以为写作能给我带来一切。转眼，写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也由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付给了书桌。抬头一看，几乎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

是啊，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应该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这样一则新闻：

《蔓蔓青萝》《泡沫之夏》《潇然梦》……今日，某大学图书馆公布其2009年秋季学期借阅书籍排行榜，“进军”前100名的书籍几乎全为网络文学书籍。

据该排行榜显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学英语规律338条》，其余的均为在网络上曾风靡一时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玥影横斜》《爱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晓溪、安妮宝贝等青春小资文学作品。与高校专业课程相关的书籍均无缘入榜……

自己坐在大连市图书馆，翻读文学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却读到这样的新闻，怎么能让人不恍如隔世？当我恍惚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发现整整一代人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套牢，比如许多女大学生公然说愿意给富人做小三。我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的。在二十多年前，这个世界就已经转向，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人，是最后一代“文学青年”。

把最早的两本书——《千年悖论》和《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集合到一起，再加上早年的其他几篇文章，出这本“增补版”《千年悖论》，于我自己，是为了纪念“文学青年生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这些体式上不那么统一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的样子。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

回顾这些文字，当然时时闻到青涩味道。可是，这些文字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重翻这些文字，虽然它的“宏大叙事”中时而露出声嘶力竭，虽然它总是采取俯视的全能视角，虽然它时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但是这些文字里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