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左胸上的肌肉被挖净了，留下一个碗口大的肉坑，刽子手换到右胸。观众们都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有人趁这个机会悄悄和周围的人交流一下看法。
胸部下来是大腿，然后是上臂。郑曼一直就那么轻轻扭动着，嘴里嘶嘶不断，眼睛茫然地看着天空。也许不能说看，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表情，瞳仁已经散了。
时间转眼已经过午，正面割光了，鲜红耀眼，骨肉外露，后面还完好无损。郑曼看起来成了一具奇怪的生物。刽子手们放下刀，到边上吃一口午饭，在阴凉处歇上一会。观众们在炎炎烈日下挤了半天，也已经十分疲劳，甚至有人中暑晕倒，但是几乎没有人散去。因为凌迟并不是轻易能看到的，机会实在难得，而且，高潮部分还没到，那就是摘取内脏。
……
旧中国的外国观察者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冷漠”“麻木”，有人甚至怀疑我们的祖先生理机能有问题。法国人勒戎德尔就曾说：“中国人脑髓机能有缺陷，感觉麻木，五官不甚锐敏。”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虽然不同意这个法国人的荒谬见解，可是也同样惊心动魄于我们祖先的铁石心肠。毫无疑问，观众的铁石心肠也是灾难磨砺的结果。
为什么我们这么残忍
残忍是人类的共性，但是，中国人的这一人性成分似乎畸形发达，以至闻名世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被残忍本能利用。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子被撩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这种龌龊阴暗的心理绝不是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具有的。
灾难是中华民族成长的背景音乐。人相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画面。随便翻翻史书：
〔梁〕简文帝太清三年（549年），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旱，仍大水，民食草木殆尽，又疫疠，死者十九。
〔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山东夏津蝗。春，广州等三县大饥，人相食。
民国十九年（1930年），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均水旱。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
……
旧时代的普通中国人，谁的一生中没有见过街上的乱尸，呻吟的乞丐，人市上的孩子？频繁进行的改朝换代使战火在这片土地上周期性地燃烧。整个社会变成人间地狱，谁也逃不脱战争的劫难，千里荒芜，白骨遍地，全社会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鲜血冲洗出一个新的王朝，实行休养生息，等到人口恢复到原来水平，同样的社会问题又一次压垮了这个王朝，又来一次新的清洗。灾难一方面教会了中国人忍耐麻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爆发性的残忍。我们这个民族的耐性出奇地好，无论是多么暴虐的政府，多么残酷的统治，多么不公正的待遇，只要还有一线活路，就能默默忍受，而一旦被压迫到极致揭竿而起，那么这个民族的破坏力和残忍也同样登峰造极。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酷刑制造者，朱元璋和魏忠贤，在生命经历中，都曾受到社会的严重伤害。
朱元璋家历代都是赤贫，父亲为了谋生计，搬了一辈子家，四处佃耕土地。“十个田主大户竟有十个黑心的，说尽好话算是佃了几亩地，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还在地里做活……好不容易把地服侍得熟了一些，田主立刻就加租，只好搬家另觅大户。”在辗转过程中，也受尽了里胥乡役的欺负。辛苦了一生，受欺侮了一生，死后竟然连块葬处都没有。
十七岁那年，一场大旱，一家九口几乎死光了。剩了朱元璋，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四处乞食，受尽白眼、饥寒的折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朱元璋自己写道：“魂悠悠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惝怏；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投身起义军后，又日日在血泊中谋生，见惯了血腥。
登极之后，朱元璋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中明显体现出一种报复心理。他的酷刑对象主要是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对他们“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黥刺、劓、阉割为奴、锡蛇游、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枭首、凌迟、免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对于这些人，他经常是小题大做，任意株连，往往借助大案，“而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一时富民或徒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
再来看看魏忠贤，他以恐怖统治而闻名。“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挖舌，所杀者不可胜数。”最著名的一案是这样的：一天，某旅店里的五个旅客凑在一起饮酒闲谈，其中一个喝多了，出言不慎，语及魏忠贤，说他为恶过甚，不久肯定会倒台。其他四人没有敢接他的话茬，都劝他说话谨慎，这年头容易出事。这人不以为然，大声说：“怕什么，他还能剥我的皮怎的！”不料，这天入夜，就有捕快破门入室，将这五人带到一处衙门，堂上高坐的正是魏忠贤本人。魏忠贤说：“谁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咱们就试一试。”说着，把那个人剥去衣服捆在门板上，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他身上。等到沥青冷却凝固之后，用锤子上下一敲，一张完整的人皮就被沥青带下来了。四个观者吓得半死，魏氏却赏给他们每人五百两银子压惊，放他们走人。
魏忠贤诚然是人间魔鬼，不过他的邪恶天性也并非天生。他同样出生在赤贫家庭，甚至在他进宫当了多年太监之后，他的侄女、外甥女还被卖给京城的官僚为奴。万历十二年（1584年），他二十二岁，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还是因为生活所迫，自行阉割，“幸运”地成了一名太监。
说幸运，并非错用词汇。因为当时社会上自行阉割要求当太监的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阉人供过于求，这一事实背后包含的意义不言自明。因为当上太监，也不过是能混上一口饭吃，能像后来的魏忠贤那样手握大权的太监头领不过是几千分之一。残害人的身体性命固然是残酷，而人们为了不饿死，自我残害，甚至还要争先恐后，趋之若鹜，那才真正活画出这个社会的不应该存在。自行阉割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首先，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自我阉割死亡率极高；其次，阉割之后，能够进宫的可能性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十，落选的生活是十分可悲的：一是到太监浴池专门为太监擦澡，再就是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
试想，面对这样前景能下决心对自己的下体下刀的魏忠贤，此后还有什么残忍的事不能干呢？
我们的祖先自从落生，就已经见过太多苦难，即使一个人再富有同情心，再努力，凭个人力量也无法减轻苦难的千分之一，无法挽救那些大灾荒中躺在街头等死者的生命，无法改变政府的腐败和残暴，无法改变古代中国治乱相替的铁律。任何努力都是以卵击石，蚍蜉撼树，不但毫无作用，反而要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对他们来说，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消受不起的精神奢侈品。残酷的环境把他们都变成了实用主义者，他们不但习惯了血，还能利用血为自己乏味的生活制造一点快乐，或带来一点实惠，比如用凌迟者的血做个人血馒头什么的。
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对溺水者的不予营救，令在中国的外国人大为吃惊。一艘外国轮船在扬子江着火，成群的中国人聚着观看，最终没有人营救乘客和船员。尽快逃上岸的人中，有许多被剥了身上的衣服，还有一些被当即杀死了。
史密斯的话今天听起来也不十分过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了解中国人的人，无疑会肯定，中国人对于别人的痛苦之冷漠无情，大概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无法相比的。”
与此相配合的，是受刑者的顺从。中国人绝伦的忍耐力在刑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朝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剐过之后，天已黄昏，上半身已经没什么肉了的刘瑾居然还有心情进晚餐，而且整整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接着用刑，可惜割至中途便毙命了，没能使整个过程达到完美。
实际上，忍耐，甚至忍耐酷刑，也是中国人无可奈何的生存智慧，是灾难重重下的最佳选择。因为，不如此，等待你的命运更为悲惨。《涌幢小品》中这样教训后来者：“刑人以木丸塞口，始于武则天杀郝象贤。象贤临刑极骂，用此法离磔其尸，毁其祖父冢。人生不幸遇大难，度不可脱，只当默默以死，何至愤极，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耶？”
个人的忍耐实际上也就是整个民族的忍耐。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忍耐了非人刑罚、小脚、太监的存在，没人提出非议，不也是相当于一个犯人安然忍耐了施加于身的各种酷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