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张宏杰)_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1 / 2）_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一　性格的胜利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狐狸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磕下牙”。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贝勒岳托”，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其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胆汁的浓度和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满族狼一样的性格，他们对长途跋涉及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像他们的前辈女真大军一样，满洲武士的武勇同样天下驰名。皇太极曾这样自夸：“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朝鲜使者回忆说：“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华丽辞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崇文尚德为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在这个国家里，当兵打仗是一个人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选择。“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与满洲人渴望战死不同，走向战场的汉人们通常是满脸悲愁，路两边是他们哭得昏厥过去的妻子。

当这样两支气质相反的军队相遇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就像食草的大象并不怕食肉的狼一样，中原王朝虽然文弱，但由于其体积的庞大，相对于周围的马背民族还是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中原王朝能有效地以人口及经济优势来补偿气质劣势，边疆民族永远也不会有下口的机会。汉唐之时，中原王朝曾有过驱逐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辉煌战绩。因此，我们只能把武勇列为满洲人取胜的第二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中原王朝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窝里斗。

中原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败于马背民族之手。它们总是败于自己窝里斗的习惯上。每一次马背民族入侵，都是中原王朝的内部矛盾给人以可乘之机。从岳飞、于谦到袁崇焕，中国不是缺乏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这些汉子最后都不是死在异族的刀剑下，而是被同族人背后的暗箭所射中。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细考证中原人窝里斗的根源，那将是另一篇长长的文字。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明朝和后金争斗的过程中，正是大明王朝的内部斗争，替满族人消灭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并且为他们输送来最急需的人才。

从中后期开始，大明王朝就像唐朝及宋朝后期一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党争，大臣们拉帮结派，在嫉妒心、名利心、计较心等种种不善之心的盲目驱动下，阴谋陷害，寻机报复，使绊子、穿小鞋、射暗箭，机关算尽，表现出了在对外斗争中少见的坚决、勇敢、残酷。满洲人最惧怕的两个汉人，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死，都与繁杂的派系斗争有关：熊廷弼是被政敌陷害而遭抄家枭首，袁崇焕被活剐并分食则主要是因为明王朝的内部斗争而不是满洲人那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

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政治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明朝大臣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帝国的力量就这样无谓地消耗在内斗之中。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官场中人都必须紧紧依附某一帮派才能立足，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只能置之脑后。个别有“补天”之志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在大明朝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从洪承畴到著名的“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莫不是在窝里斗中伤透了心，或者是被政敌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舍弃父母之邦，投奔前途莫测的异国。他们给满洲人带去了急需的情报、经验和包括“红衣大炮”在内的先进军事技术。

虽然因为吸引了汉地人才资源而迅速强大起来，但如果没有1644年前后整个明王朝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满族人如此顺利地吞并天下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满洲人由于吴三桂的引导穿越山海关的大门时，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汉族人正全神贯注地忙于自相残杀，甚至顾不上认真抵抗自己。

1644年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朝廷。这两大阵营内部又处于分裂状态。两大起义军主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彼此仇视，在四川大打出手，而南明政权此刻也分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为拥立不同的人做皇帝而争执不休。一开始，是隆武政权同鲁监国在福建争立，彼此互不承认。1646年隆武皇帝死后，桂王和唐王又在广东争起了皇帝的宝位。因为互不相让，两个王爷集中全部兵力，在广东大打内战。

因此，满州人发现他们此刻面对的中原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却是一堆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团结起来的碎块。虽然整体上他们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在每个局部都可以享有相对优势。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当初想象的要简单：只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分而食之，把这些碎块一块一块有条不紊地吃下去。

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从1644年开始，满族人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地对汉人各个击破，像农人收割自己地里的庄稼一样，顺序吃掉了李自成、南明弘光政权、南明隆武政权、张献忠、南明永历政权和郑成功政权，顺利地一统天下。当上述某部受到清军猛烈攻击之时，其他几部没有一次上前救援的事例出现，反而坐山观虎，侈口而笑。

在整个军事斗争的双方阵营中，清军里混杂着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从民族成分上来说，远比抗清势力单纯由汉人组成复杂，然而这些不同的民族在满洲政权的高效指挥下，团结一致，纪律严明，配合有力，舍死效命。

反观抗清的汉人，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李自成、张献忠死后，汉人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暂时形成了由南明政权、大西军余部、郑成功军三部形成的反清统一战线。这三部表面上以南明为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相反，在整个抗清斗争过程中，这三部投入内部斗争的精力甚至比对外斗争都多。他们从来没有相互信任、彼此配合过，只是不停地相互排挤、倾轧、拆台甚至欺骗。李定国数次约请郑成功联合作战，从福建和广西两地夹击广东清军。从当时局部力量对比来看，此举有必胜之望。郑成功却担心胜利之后受李定国控制，虚与委蛇，表面赞同，实际上一再拖延，拒不出兵，唬得李定国几次都是孤兵先出，苦苦支撑，而郑兵每次都是恰在李定国支撑不住溃败之后才赶到。由此丧失了南明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忠贞”“血性”著称的郑成功尚且如此，其他南明势力的品质可想而知。数千万汉人沦为满族人马蹄下的征服物，原因一目了然。

二　前车之鉴

对于满洲人来说，高大巍峨的山海关就是阿里巴巴之门。他们虽然幻想过，却从来也没有敢真正期望这扇门会訇然开放，而如今，神话变成了现实，他们平步汉地天堂。

在进入这扇阿里巴巴之门之前，他们心中并非没有丝毫犹豫。

这个不久以前还没有文字、没有书籍的民族，却有着非凡的清醒和明智。他们知道，在山海关那边，等着他们的不仅仅有锦绣河山和惊人财富，也吹着会软化他们骨骼的汉地熏风。那些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史书告诉他们，在他们之前入侵汉地的异族，没有一个不是沦陷在熏风里。

满洲人的征服不过是对他们先辈民族那些惊人事业的重复。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多个马背民族，遵循着顺时针的次序，进入南方的汉地。先是西北的匈奴和突厥，再是北方的鲜卑和蒙古，最后，才是东北的满洲人。

在汉唐时期，这些野蛮人满足于掠夺和杀戮，就像匈奴人和突厥人做过的那样。后来，日益文弱的汉人那惊恐的眼神鼓舞了马背民族的野性，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内地，“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草原帝国》）。

第一个兴冲冲地戴上汉地王冠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作为第一个深入汉地的异族，他们深深被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所吸引。汉人的一切都是那么奇妙：他们住房上雕刻的精美的兽头，他们桌子上摆放的美丽的瓷器和木雕，他们所阅读的那些雪白的书本，以及书本里那些深奥的哲理和故事……在他们眼里，汉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穿着兽皮衣的鲜卑人，面对宽衣博带的汉人，甚至为自己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和长期骑马而形成的罗圈腿而羞愧。

第一个抓螃蟹的人当然会被夹破手指。作为游牧民族中的第一个尝鲜者，鲜卑人为自己的天真单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着离长江越来越近，他们心中“全盘汉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这些野蛮人不可遏止地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文质彬彬、谈吐文雅的汉人，住在高大轩敞的卷棚顶大屋下，细细品咂名贵的绿茶，手里拿着一本深奥的汉文书籍，学着《世说新语》里汉人的样子，扪虱而谈。

他们的首领孝文皇帝迫不及待发布一条条严厉的命令，要求鲜卑人把自己鄙陋的姓名改成文雅的汉字。三十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放弃母语，从头学习汉语。草原式的兽皮衣被禁用，汉人的峨冠博带成了标准服饰。对于个别反对他汉化政策的人，孝文皇帝毫不犹豫地进行了铁腕镇压。他对整个民族发布圣旨，解释他推行汉化的良苦用心：“你们经常说北人何用读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为天子，天下皆我所有，何必一定居住中原？正是为了令卿等子孙渐染汉人之美俗，增长见识。如果永居塞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这个兴致勃勃的皇帝料想不到，他“令卿等子孙渐染汉人之美俗”的美好愿望最终结出的却是毁灭本民族的恶果。史载鲜卑民族“尚勇，纯朴，好射猎”，专以“征伐为事”。他们跃马中原的资本是出色的武功和豪放的天性。在孝文帝之前，鲜卑的历代帝王都保持着尚武精神，几乎每年都出猎塞北，而自孝文帝之后，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不再碰弓箭，而是整天手不释卷。正像王夫之所总结的那样：“自迁洛以来，涂饰虚伪，……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部落心离，浮华气长。”陷入温柔乡中的鲜卑贵族们迅速腐化，斗鸡走狗，竞相攀比谁会享受。《洛阳伽蓝记》中载，“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这些鲜卑贵族的奢侈、放荡比西晋末年汉族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旋踵，北魏王朝灭亡，那些腐败大族被屠杀净尽，遗族隐姓埋名，融化在汉地，鲜卑两个字，成了一个空洞的历史名词，至今在华夏大地已经找不到一丝遗迹。

鲜卑人之后时隔七百年，女真人第二次入主中原。

孝文皇帝的错误此时被证明有二，一是他不应该提倡全盘汉化，二是他不知道，汉化根本用不着提倡。汉人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富于吸引力，虽然没有皇帝们的命令，女真人汉化的速度却并不比鲜卑人慢多少。史书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几十年间，女真上层社会就都学会了汉语。从贵族到平民，女真人纷纷起了汉族姓名，穿上汉人服装，像汉人一样在街上相互打拱问好。

金帝国的统治者们对此深感忧虑。毕竟已经有了鲜卑人的前车之鉴，他们不想愚蠢地重蹈覆辙。入主中原三十五年后登上皇位的金世宗开始大力扭转汉化的倾向。他敏锐地认识到，只有保持女真人的尚武之风，才能保证国家基业长久。他屡屡对臣下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

从世宗时起，金朝帝王千方百计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进程。他们大力倡导女真人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为此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他们禁止女真人使用汉人姓名及服装。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二十七年（1187年），皇帝再次明令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

不过，汉化的力量远远大于皇帝们的权力。金代帝王们的这几道诏书，如同投在汉化洪波上的几片羽毛，瞬间即被席卷而去。到了金朝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女真人都完全汉化了，女真话不再有人会讲，女真服装也近乎失传。原来规定的科举考试时“试弓箭、击毬”也被迫取消，皇帝甚至不得不同意女真人同汉族人通婚。尽管金世宗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文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代始终没有被真正应用。即以考古发现的金代墓志为例，居然没有一通墓志铭是用女真文写的。

随着这些外在民族特征的改变，女真人骨子深处的民族精神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金史·兵志》曾这样形容女真人的尚武之风：“（女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仅仅三四十年之后，沉溺在吃喝玩乐中的女真人变得懒惰、懦弱。征服者日以赌博饮酒为事，艰苦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在写成于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显见得已是无可救药了。

尚武精神就在这个民族体内迅速消失，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臣惊讶地看到，那些昔日一闻战斗便跃跃欲试的女真勇士，现在在出征前居然像女人一样牵住家人的衣服哭哭啼啼：“金人初起时，甚为寒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如今则久居南方地面，识得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所以视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

格鲁塞总结边疆民族汉化的规律时说：“过二三代后，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仍然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读到使臣的这些记载，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初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灭辽臣宋的女真人，何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不堪一击。

现在轮到亲眼目睹了女真人在汉地沦亡过程的蒙古人来做历史大戏的主角了。从这出戏的序幕，我们似乎看到了避免重蹈覆辙的希望。

不识文字，没读过历史，没有深入过汉地的成吉思汗，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预见力。他对那些可以提供舒适生活的地区报有天然的戒备之心。“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对他来说也是过于温和，因而）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了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

因为深刻认识到文明生活对尚武气质的损害，成吉思汗对他汗血征战得来的功业报有一种悲剧性的看法。他悲观地预言：“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也许是因为聆听了大汗的预言，也许是因为鲜卑人和金人的悲惨经历使蒙古人深为警惕，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坚定的拒绝汉化的倾向。最开始，他们甚至计划把所占领的汉地上的汉人全部杀光，庄稼全部踏毁，把辽阔的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一片草原，用来放牧蒙古马。幸亏耶律楚材苦苦劝谏，蒙古人才放弃了这个可怕的想法，然而，他们还是借鉴了金人的教训，他们不学习汉语，不穿汉族服装，甚至不娶汉族女子。元代诸帝，除最末二帝外，汉语水平都非常差。贵族之中，懂得汉文的，也是凤毛麟角。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做官，写“七”字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而连续两个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为自己的“太子”，还有一个皇帝把本来应该封为“皇太后”的母亲硬要封为“太皇太后”，都引来汉人的讪笑。

草原民族矫枉过正，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导致草原民族统治失败的是进取精神的丧失，而不是因为借鉴了汉人的统治技术。事实证明，在治理汉地的过程中，汉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统治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草原本位和“蒙古旧制”，不能摆脱游牧贵族的行政传统。在他们的统治下，元帝国治理技术过于粗放，内部纷争严重，政治秩序混乱，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帝国运转效率低下。这一切，都注定这个帝国享年不永。

更为不幸的是，虽然拒绝了汉语和汉服，蒙古人却无法拒绝汉族人提供的温柔甘美的物质享受。汉人们用几千年的时间发展出来的享受生活的技巧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些来自草原的大老粗。他们沉溺于烈酒女人和南中国进贡来的种种精巧“玩意儿”，甚于任何一个异族统治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完全中原化了。蒙古人不知道，真正的汉化也许并不决定于语言和衣冠的改变，而是精神内核的转型。那些胸怀征服全世界的雄心的蒙古开国者的后代们生命力孱弱到这样的程度：“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最后一个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他的犹豫和迟钝导致帝国在混乱中越陷越深，最终，他带领部下逃回了草原，两手空空，一脸颓唐。

就像河流不能摆脱大海的吸引，向日葵不能拒绝太阳的召唤，汉化，对于有机会与中原王朝亲密接触的少数民族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宿命。这些少数民族通过抢掠的方式进入了汉文化，他们贪婪地把一切吸引人目光的东西装入自己的口袋。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豪华的陷阱，这些抢劫者最终会被汉文化劫持，最后丢掉自己的一切。

这种宿命是由巨大的文化落差决定的。相对于中原王朝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灿烂文化，周围那些小民族的文化积累显得过于寒酸单薄了。

首先吸引了那些剽悍骑手的，是汉人的物质文化。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独步世界的。因为建立在全世界最严密的专制基础上的强大聚敛能力，一方面使广大社会底层持续几千年沦陷在饥饿之中，另一方面给汉族上层社会提供了把物质享受不断精致化、艺术化的可能，并终于形成了日本人所说的“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伐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相比旧中国钟鸣鼎食的大家族，西方那些满足于吃吃“蛋黄酱”“大鲟鱼”“有鸡冠的甲鱼汤”的贵族们生活得简直就像乡下人。这种中国式的“生活美”不仅仅局限于“满汉全席”和“房中术”，还包括听戏、造园、把玩古董和宝石，甚至吟诗作画。翻开《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洛阳名园记》，中国贵族生活艺术的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美”，使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

以物质享受为切口，汉文化把自己的静态世界观注入那些不安分的异族体内，使他们安静松懈下来。还是在文明的初期，汉民族已经构造了自己简单然而坚不可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天圆地方，四角俱全，就像一架万古不息的水车，按照“道”的规定规规矩矩地运转，一成不变，直到永远。由于这个“道”早已被圣人们彻底阐明，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用自己动什么脑筋，只要心安理得地按圣人的指示，修身齐家就可以了。某种程度上，汉文明的核心是对活力的恐惧和抑制，如“血气未定”“父母在不远游”“一箪食一瓢饮”“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这种静态的世界观，说到底是把人性中的惰性文明化、理论化。任何自发的活力，背离经典的尝试都是错误的。就像鲁迅所说，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引起革命。这套夹杂着“天命”“性”“道”之类深奥词汇的说辞对于周围的蛮族人来说，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远比他们的粗陋简单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更周密，更完善，更适合世俗生活。所以，当那些野蛮的异族人拿起书本，研究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为体内的原始冲动感到害臊了。

因此，先被醇酒妇人，后被四书五经征服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安静了下来。他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鼓励的惰性很快败坏了他们的性情，使他们最终变得懒惰、腐化、懦弱。

“生活的美”和静态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巨大威力，使汉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任何接近它势力范围的异族。秦汉以前，它已经吞噬了黄河下游的“东夷”，淮河流域的“淮夷”，长江以南的“百越”，四川一带的“巴人”，陕西附近的“西戎”，山西一带的“长狄”“赤狄”和“白狄”。秦汉以后，它又逐步吃掉了匈奴和突厥的一部，吃掉了北方的羯人、氐人、鲜卑人、契丹人，吃掉了南方的一部分僚人、俚人、溪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千年间，还没有发现可以抵御这种同化力的民族。

最能证明汉文化无坚不摧的同化力的，是犹太人在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对本民族文化特征最为珍视的民族，虽然在国破家亡以后的近一千八百年中，颠沛流离于世界各地，还没有发生被其他民族彻底同化的先例。然而，这种事情却在中国发生了。

北宋初年，一个不少于百人的完整的犹太社团从布哈拉取道丝绸之路进入了中原，定居在繁华的东京（今开封市）。他们像迁徙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建立起犹太会堂。按照经书上的教导，守安息日、守禁食、守割礼，每日三次到会堂祷告，然而，这种情形却没能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持续下去。很快，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方式，特别是科举制度吸引了这个聪明的民族。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后裔开始被孔孟之道以及学习它们所能带来的高官厚禄所吸引，开始像中国人一样寒窗苦读。史书记载，犹太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开封考取进士的犹太人就有二十多位。

在科举制度的巨大诱惑下，开封犹太人中的聪颖子弟都不再选择从事神职，其结果自然就出现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的神职人员后继无人的状态。孔孟之道终于战胜了犹太教。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娶了汉人女子，改用汉人姓氏：“列维”改为“李”，“示巴”改为“石”，“亚当”改为“艾”……通婚使他们的外表与汉人越来越难以区分，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趣味渐渐与中国人一般无二。数百年之后，他们甚至已经不知道“犹太”一词是什么意思，只模糊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以色列。

终于，这些犹太人最终失掉了自己所有的民族特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正像范文澜所说，“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一方面，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国家的富强统一，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民族融合实际上是无一例外的“汉化”。任何异族文化掉进汉文化这锅千年老汤里，都变成了一个味儿。那些本具生猛风味的异质文化经过滚水一煮，也变得熟沓、软烂，失去了脆生劲儿和支棱劲儿。

三　碳与铁的比例

一百多万满族人口中，有九十万争先恐后“从龙入关”，迫不及待地奔赴那处处奇山秀水遍地金帛子女的辽阔内地，毫不惋惜地听任他们生息了千百年的故地人去屋空，一片荒凉：“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就这样，几乎整个满族抛弃了他们的根，像一滴水一样，掉进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峻问题。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汉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罕王”努尔哈赤即如此。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罕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对待汉人的问题远比他明智。年轻一代总是比老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皇太极即是汉文化的坚定拥趸。即位以后，他热衷于组织文化人翻译汉文书籍，出征之余，经常手把一卷，从《三国志》《金瓶梅》到《孟子》，看得津津有味。在汉文化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远比“老罕王”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的自信。他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汉文化相比满文化的巨大优势，如果不借助汉人的智慧，他没有可能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满民族也没有可能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状态。

事实证明，皇太极的汉化政策是满族人崛起中的关键步骤。他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招徕汉人中的人才，洪承畴、祖大寿、“三顺王”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投奔到后金。他利用汉人的方式组织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集权能力和行政效率。他设立八旗官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在他的影响下，满族上层社会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满族人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为满族人日后取得天下，做好了至关重要的准备。

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汉化”的另一面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满族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精致，贵族子弟们身上的武勇精神开始出现退化的征兆。他们对父祖们惯用的弓箭开始不感兴趣，而更喜欢追求汉人提供的种种消遣用品。皇太极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苗头，对此十分忧虑。他提醒贵族们说：“过去太祖皇帝之时，我等闻听明日出猎，今日即调鹰蹴球，积极准备。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唯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备马披鞍，自炊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病，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问前，而唯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

这个在满族人中第一个系统读过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十分清楚本民族的优势和劣势。他很清楚，满族军队之所以在汉人面前节节胜利，就是因为满族人身体里面异于汉人的那些特质。如果最终他们征服了汉人，却失去了本民族的天性，这对他们来讲，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个问题缠绕着他，使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征服天下的梦想是否明智。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在写给敌方将领袁崇焕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为什么他几次引兵入关，都迅速返回：“我父亲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昔日辽金元各朝，不居其国，入处汉地，几世之后皆习染汉俗，深为可虑。所以我们打算听任汉人居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仍居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

这个解释也许并非完全是托词，而是确实反映了皇太极内心深处的一种担忧。

随着满族西进的步伐越来越快，“汉化”现象也越来越迅速地在满族人的生活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满洲人开始推崇汉人的礼仪态度、语言文字甚至衣冠服饰。他们开始觉得“饽饽”远不如汉人厨子做的大菜好吃，觉得全是口语的满语太鄙陋，甚至觉得箭袖马褂太不美观。许多贵族换上了汉人的宽衣大袖，并且给皇太极上疏，要求皇太极更改服制。

皇太极看到，《金史》中记载的那些汉化情景现在已经纤毫毕现地复现在他眼前，他毫不困难地预见到了全盘汉化的可怕前景。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他专门召集满族全体贵族到皇宫，命人宣读《金世宗本纪》，给他们讲解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历史。他对大家说：“我听了金世宗关于不要汉化的说法，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金世宗即位后，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所以预先做出禁约，屡屡以‘无忘祖宗’来教训后人。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然而金世宗虽然垂训如此，但金代后世之君，还是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皇太极又说：“前些天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他们辄以为朕不纳谏。朕今天试设为比喻，比如我等今天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袭击我等，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废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还没有真正占有汉地，皇太极就已经给出了如何面对汉化的答案。他认为，“汉化”与保持满族特色，是满族发展壮大的双翼，两者必须保持平衡，执两用中，缺一不可。为此，他定下了“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的国策。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方针，三代少数民族的学费看来没有白交。

当满族人进入山海关时，他们牢记着皇太极的话。这些皮肤黝黑、满面风霜的汉子骑在马上，惊讶地注视着从黄河到长江再到珠江这个广大帝国景象的雄伟壮丽与千变万化，观察着道路两旁那些高大美丽结构各异的汉地建筑，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在他们马前文质彬彬而又胆战心惊的汉人。这些由“獾”率领着的“胎盘”和“尿炕孩子”及“烂眼皮”们，心态颇有点微妙。他们既羡慕又轻蔑，自信的同时又有提防。对于汉人创造的这样辉煌灿烂的文化，他们不能不钦佩，而这样精美的文化也不能保护汉人免于被征服，则不免使他们的钦佩里又羼进了深深的怀疑。

不论钦佩还是怀疑，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进一步汉化。

汉化之不可避免首先在于他们不想避免。这些“野蛮人”之所以提着脑袋杀进山海关，并不是为了到长江和黄河里捕捉大马哈鱼。他们期望领略传说中美如天堂的苏杭美景，期望品尝据说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式，期望欣赏优雅、精致的昆曲南音……这个民族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历代边疆民族中进取心最盛、征服欲最强、生活欲望最炽烈的一个。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崭新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为了充分享受他们的征服成果，他们在穿越土石城墙后必须突破文化城墙。

汉化更有力的动力则是忧患意识。汉族人口的众多令满族人震惊，在进入了汉地之后，他们才对本民族的“小”有了直观的认识。精明的满族人深知，以百万之众统治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聪明的民族，他们只有竭尽全力，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汉人顺从外表下掩藏着的敌意迫使他们必须深入汉文化，以掌握汉人心理，学习统治汉人的技术，精通汉人社会的运转规律。

因此，在征服了汉地之后，这些只会蹦几个简单汉语单词的满族人又开始雄心勃勃的新的征服：征服汉文化。

在战场上，满洲人个个是条汉子。在纸上的世界，他们也是一样刚强和血性。

就以皇帝为例吧。出生在关外的顺治皇帝在征尘中度过了童年，在亲政前，他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汉语，以致十四岁亲政时根本看不懂臣下的汉文奏折。这个好胜心极强的小皇帝发下宏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汉语。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晨牌至午理国家大事外，即读至晚”，五更又“起读”，这样的苦读生活持续了九年。过度的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康熙皇帝在学习异族文化时表现出来的勤奋和顽强一点不亚于他的父亲。他自述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一次南巡途中，泊舟于燕子矶，康熙夜读至三更，仍不肯释卷。侍从们劝他旅途辛苦，“圣躬过劳，宜少节养”。康熙听后作答：这是从五岁开始养成的习惯，“乐此不为疲也”。

从康熙时起，清宫对皇子的教育定下了严格的规矩：每天早上四点，皇子们就要起床，到无逸斋开始几乎不间断的六个小时学习。两个小时的午休后，下午一点到七点，他们要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皇子们每天习文练武的时间长达十三个小时，天天如此，“无间寒暑”。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是这些异族皇帝，成了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最炉火纯青的统治者。他们的书法、诗文，比绝大部分汉族皇帝还要漂亮、精彩；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体会，比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还要深刻、透彻。

上帝从来都乐于奖赏那些勇于付出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是异族就少给他们收获。对汉文化前所未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清代统治成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成功继承和光大了汉人的政治传统，全面借鉴吸收了历代汉族帝王的统治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汉人积累千年形成的统治技术。

然而，相比吸收，满族人做得更出色的是对汉文化的拒绝。

皇太极的子孙们比他有更多的机会来观察汉人。虽然生活在汉族皇帝留下来的皇宫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异族血统。他们穿着披肩箭袖，戴着花翎，高坐在太和殿那把历代汉帝王坐过的巨大龙椅上，注视着眼前跪着的群臣：左边，是满族亲贵；右边，是汉族大臣。这个位置很利于他们敏锐地观察和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异同。

从康熙到乾隆，这些精明的满族皇帝一直留心观察着汉人的种种表现，留下了许多关于满汉对比的颇有意思、有时是颇为精彩的点评。当然，作为征服者，他们的眼光夹带着种种偏见，语气中充满轻蔑和歧视，然而毕竟旁观者清，今天再来回顾他们的种种观点，也许并非没有一点借鉴意义。

三代皇帝在总结满洲人的优点时，都要提到“笃实”“质朴”。他们说“满洲本性朴实”，“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

应该说，他们的总结距事实不远。

清初那些越过山海关的汉人，往往对东北人的好客极感惊异。南方人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记载说：“辽东之人，风俗古朴，行商旅客有过门求宿者，主人必然杀鸡宰猪热情相待，还会准备草豆来饲喂马骡，根本不问客人之何来何往也。次日早晨，如果你拿带来的土特产馈送，他们会接受，或者仅仅道声谢就走，他们也很高兴；如果你送他们银钱，则坚决不要。”顺治十五年（1658年）来到东北的张缙彦也描述说，东北“行走百里往还不用带粮食，牛马不携草粟，随便找个人家就可以投宿，如同老相识一样。主人家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招待，不要求你回报，也不自认为自己是做了什么好事”。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东北人的热情豪爽中，瞥见最初这些土著祖先的遗风。那个时候的满洲人，和今天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语言笨拙，笑容朴实。他们有难则相互救助，有获则彼此平分。《柳边纪略》记载满洲人围猎之时，“所得禽兽，必饷亲友”。他们还没有进化出具有斤斤计较、相互提防的聪明。

与此相反，汉族人则在数千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发展出了异常复杂、精妙的生存技巧。满族皇帝对汉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机太深”“人心不古”。康熙皇帝晚年对诸皇子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难治。”

康熙总结他和汉人打交道时的感觉说：“大约观汉人虽似易，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计及日后，易于变更。”就是说，汉人看起来很好交往，但知心很难。他们一言一行，往往背后隐藏着深远的算计，常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叫人难以捉摸。康熙常批评汉人为人行事缺乏原则，唯以取巧为能：“副都御史许三礼向朕举荐熊赐履。当熊赐履被批评时，那些汉官也纷纷说他的坏话。而今见朕要起用他，又纷纷来说他的好话……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在谈到汉地社会不安不好时，康熙也归因于汉人道德沦陷。他说“汉人胆大，无所不为”。他把蒙古人的“忠厚”与汉人的“浇漓”进行对比说：“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中国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缘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确实，终满清一朝，因为蒙古的“淳朴”与满族相类，王朝的统治者对蒙古人的信任好感超过其他民族。

雍正皇帝在历代满族皇帝中精明强干、伶牙俐齿首屈一指，然而却对汉人的精明同样退避三舍。他说汉官们笔头太厉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在阅读他们的奏折时，他总是分外小心，力求读出字缝中的内容，以免“被人耻笑了去”。他对汉大臣坦率地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与康熙帝泛泛批评汉人“习尚浇漓”不同，雍正帝对汉人的批评更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实用性，他对汉人的恶感主要集中在“巧宦”“乡愿”，即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说，满族官员往往实心任事，不怕得罪人，而汉官们外表和善，内心滑头。他们把主要心思花在庇护下属，为小集团谋利上，遇事不讲原则，不从大局出发。他说：“有一些封疆大吏，依恃自己平日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对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这些‘巧宦’，所害甚大，都是因为他们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整个雍正一朝，皇帝一直努力打击官员中的“乡愿”“油滑”之风，对于那些“以缄默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把心思全花在保住自己禄位的人，批评处理起来毫不留情面。

皇帝们认为，和汉人比起来满族人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务实”“不务虚名”，虽然读书不多，但立言起行，实际操作能力强。汉人中的一些人则读死书，死读书，“凡事不务实为要，专尚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