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公、侯、驸马见面，相互两拜。一品大官见了公、侯、驸马，要站在右边先两拜。公、侯、驸马站在左边答礼。以此类推。

洪武三十年，经过反复推敲，朱元璋又对上述规定进行了微调。他规定官员相见，如果官阶相差在二等以内，则大官站东边，小官站西边，相互行礼。如果官阶差超过二等，则小官在下，大官在上。品级超过四等，则小官拜见，大官坐受。

甚至对行礼的姿势，也有详细规定：“其揖礼，凡下见上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官随坐随立无答；其次，下官举手齐口，上官举手齐心答之。”

也就是说，小官见大官，如果品级差别大，小官要鞠躬，同时将手举到眼睛高度，大官不用回礼。如果品级差不多，小官把手举到嘴的位置，大官举到心脏位置。

至于官民之间，当然礼仪禁严。百姓见官，跪在何处，如何磕头，都有明确要求。而且一日为官，终生为民父母，与百姓必须永远保持区别。官员退休回老家，老百姓对他们必须与对在职官员一样行礼。退休官员到谁家吃饭，要为他们另设专席，不许坐在普通百姓的下位。

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

对于老百姓相互之间如何行礼，当然也有详细规定：洪武四年，诏定官民揖拜礼。

民间拜礼，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师范，婢仆见本使，行顿首四拜礼；其余长幼亲戚，各以序行顿首再拜礼。平交，行控首再拜礼。揖礼则长幼随宜行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之间，晚辈见长辈，学生见老师，仆人见主人，要行顿首四拜礼。同辈朋友之间，行控首再拜礼。

对于老百姓家庭之内的礼仪，规定得更为详尽：

凡子孙之于祖父母每旦必诣前肃揖；若远出隔旬日而见及节序庆贺，皆四拜。余尊长亦然。若尊长疏远者行肃揖礼，远出隔旬日而见及节序庆贺止行两拜礼。凡民间平交者亦如之。其不如仪者，以违制论。

也就是说，孙子们每天早上都要到祖父母前请安行肃揖礼。如果因出门等原因隔十天没见着面，或者节日，都要给祖父母四拜。其他尊长，比如叔公，也要这样。如果是远房叔公，那么两拜就行了。

<h3>管理妇女发型</h3>

除了服装和礼仪，朱元璋还专门规定了全国各级别人士的居住面积。

皇帝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量词，两柱之间为一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

官员出门时坐什么交通工具也有规定：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武官勋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然后得乘”。

甚至对不同级别的官员，皇帝所赐坐墩，都有细微差别：

其制，皇太子以下青为质，绣蟠龙云花为饰；亲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为质，饰止云花；二品以下蒲墩，无饰。凡大朝会赐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赐坐墩。

就是说，皇太子可以坐青色墩，上面绣蟠龙云花纹。宰相坐红色的，上面只绣云纹。二品以下只许坐蒲墩。

甚至连官民们喝酒时使用的酒具，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公侯及一二品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其余的用银器。

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器，酒盏用金器。六品至九品，酒注及酒盏用银器，其余的皆用瓷器、漆器。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其中最有意思的规定，是朱元璋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洪武五年，皇帝下令，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而丫环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环“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不遵守这些规定，下场同样很严重：“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用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百，罪坐家长。”

也就是说，突破规定住房用车，有官的，就得丢官，还要挨一百大棍。

没官的，打五百下，还要罚他的族长。

<h3>为什么要管穿衣戴帽</h3>

今天的读者看到朱元璋如此专注于人们的穿衣戴帽，多会感到可笑和不解。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谚语：“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而朱元璋偏偏就像要和这句话叫板。他像一个严厉而认真的中学校长，真的把老百姓的自由剥夺到只剩下“拉屎放屁”的程度。

在朱元璋看来，这是无比严肃的、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广大而残破的帝国。战争初息，满目疮痍，“十室九虚，民困食尽”。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让朱元璋心忧。所谓“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财”，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经济不迅速恢复。最令他忧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乱，这是他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最大一笔不良资产。

从草原上征杀过来的蒙古人，没能精确掌握汉人那一套经千年积淀而成的精致深刻的治心术。“胡元以宽而失”，“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在朱元璋看来，明初社会，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奇装异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

他总结历史说：“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过去那些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禁止奇装异服是中国汉族政权的一个传统。周礼中就规定，国家对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也就是说，奇装异服罪可致死。这可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春秋时期，郑国人子臧就因为“着异服”被杀。《左传》对此还评论道：“服之不中，身之灾也。”因此历代相沿，中国形成了一套关于服装的禁忌。比如明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这就是唐代定下来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

不过，历代关于服装的规定，到朱元璋才登峰造极，详尽到无以复加。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透过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顺民”与“乱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管你的袖子长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通过这些细节，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

《左传》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专制统治要求泯灭人的自尊、独立、平等意识，使人认不清自身的独立价值。而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附属于一个权力结构，强调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突出性格，让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充足的机会来培养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制大浩续编》中所说：“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贵，而至贱者也岂得易为而用乎。”

只有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等级制度时刻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特别是，经济权力必须绝对屈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敌国，如果没有级别，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间小房子，不许穿绸穿纱。如果商人阶层想要获得人们的尊敬，他必须花钱买官，起码也要买一个闲职，比如什么“登仕郎”，才有可能。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实现大明王朝的“礼法之所治也”。

不要嘲笑朱元璋。在今天，哪一级官员坐哪种牌子的小汽车，什么级别分多大的房子，为了争追悼会的“格”，家属和单位旷日持久地斗争……这些现象，每个人都是司空见惯。

因此，对于那些不懂礼数的人，朱元璋的不客气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马皇后是大脚，于是有好事之人，在墙上画了幅大脚妇人怀抱西瓜的漫画，意思是“淮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查不到作俑者，就把一条街上的居民统统杀光。

对于那些懂礼数的人，朱元璋则不吝奖励。皇帝身边有一位姓杜的修容匠。有一次朱元璋见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纸包了起来，就问他这是干嘛。

杜某回答说这是圣人身体的一部分，哪能随便丢掉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来。朱元璋不信，把杜某留在宫中，命令卫士到杜家去搜查。杜家人从佛阁里拿出一个朱匣，里面装的就是朱元璋的指甲。朱元璋听了卫士的汇报，很高兴，赞扬杜某懂“礼”，马上提拔为“太常卿”（九卿之一，主持礼仪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