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代的：“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此身。
除了这类“逞才获咎”型文字狱案外，乾隆朝还有一种文字狱，更为令人难解，那就是“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他自称不是平凡人，别看穷，可是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请衍圣公过目。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时常听到一个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指点他改写《洪范》和《春秋》，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族叔封为太宰。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即使再加急，也要旬余。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实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凌迟处死。
杨应琚受命之下，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他发现丁氏说话时气短，精神极度萎靡，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献诗联词句不通，思维混乱，连乾隆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其中7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缴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孔明碑记》，报给县令。其实贩卖这些东西，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结盟图》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那《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据李浩称，这《孔明碑记》的来头可不小。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雨过后，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诸葛亮所题，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因而纷纷传抄。
按理，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一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了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一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么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么多风波，谢济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几个字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的界限，也就是说，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正统的需要，一个王朝应该对异端思想进行必要的压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的心态如此难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了笔的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的。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二 儒家治国理想的破灭（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一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一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前一段因为金川之役滥杀官员。此外，还有可能夸大其词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说他到江南巡游的根本目的是寻求美色。最后，“它甚至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
我们可以想象乾隆在读到这个报告时的心情。这对他完全是当头一棒，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即位之初，乾隆曾经一心一意想做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
父亲是他的前车之鉴。他亲眼看着父亲为了治理天下、饱暖黎民而绞尽脑汁。然而，普天之下腾于众口的却全是关于父亲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谣言，说他什么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苛待，主要是因为他过于察察为明，许多政策风霜严肃，伤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亲那样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样以一个宽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册。
应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十六年间，他减轻刑法，他普免税粮，他平反冤狱，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所听到的，几乎都是臣民们的感激歌颂之词。所谓“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这段时间是他与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他立命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这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弭于局部。不料，一开始追查，乾隆就发现这不是贵州一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份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至于传抄阅读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查不胜查，从各级官员、秀才书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脚的、磨菜刀的、要饭的、游方和尚，都闻知稿中内容。仅四川一省几天时间就抓获了二百八十多个传抄过的人，更何况全国。这样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却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他们争相传说，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已经被人们忘在了脑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沦为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
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由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两年间，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这个伪稿上。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他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了无数谕旨，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员，穷追不舍，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千刀万剐，以解此恨。全国各级官员都被动员起来，数千人被捕入狱，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仍然是一团乱麻，了无头绪。眼看着这样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个稿子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凶，皇帝就把仇恨转移到风传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韩非子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样不断地加以鞭策，而不能“养恩爱之心”，因为老百姓是没有头脑的。
就在伪稿案没有侦破之时，又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这是对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击。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伪稿案时，在湖北东北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据侦查，有个叫马朝柱的中年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意图不法。他还刻了一个大印，内有“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字样，不轨之心灼然可见。
案件上报之后，乾隆十分重视。整个心思都沉浸在伪稿案中的皇帝第一个反应是怀疑马朝柱就是制造伪稿之人，因此严命地方官迅速进剿。马朝柱只身逃往四川，只拿获了马的母亲、妻子和侄子。审讯之下，发现马朝柱与伪稿案无关，不过此人的威胁并不在伪稿之下。
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怀大志。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与霍山白云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当皇帝。他效仿历代起义首领，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还宣传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有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子孙，李荣爵即李开化等，统兵三万七千为辅”，说自己已经被任命为军师，如果大家跟随自己造反，将来都有高官可做。
这些说法让许多人半信半疑。为了吸引徒众，马朝柱想出了许多计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制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铜剑，悄悄把它藏到楼子石的一个山洞里，然后对众宣称自己梦到神仙赐了自己神剑，并且带众人在山洞里找到了这把剑。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对大家宣称，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十分成功，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当然，戏法也有玩露的时候。为了奖励手下的骨干，马朝柱派人到外地制造了许多“蟒袍”和“冠带”，分赐自己手下的“官员”，说是西洋之主从空中降下来的。这些“官员”兴冲冲领了“蟒袍”回去仔细一看，发现分明是戏班里唱戏用的，有的上面还写着裁缝和戏班的名字。这一失误让马朝柱的努力几乎破产。为了挽回影响，马朝柱又宣称西洋主从云雾中传来诏书，下降到武汉黄鹤楼。他派人去武汉，果然从黄鹤楼里取出了百余道诏书，大讲起义后的光辉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员”，稳住了人心。
经过苦心经营，马朝柱在各地发展了大量信徒。他又在各地“散札招军、囤粮制械”，操练刀枪。并且已经派员联络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开封、南阳，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为呼应，并设立四将军职位，分统各部，约期举义。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时，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硝磺（制造火药的原料）数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二百余人。
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惊。从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间，他神经一直紧绷，批阅了马案奏章五十一份，传下谕旨五十八道，洋洋洒洒数万言。如果不是因为伪稿案牵出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后就要掀起。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两起大案接连发生后，乾隆蓦然发现，他治下的江山，原来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阳光灿烂。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处处，随时存在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
对于伪稿案和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他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他说：
临御以来，爱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灾浸，不下数百万帑金多方赈恤。至于蠲贷展缓者，更难数计。正供而外，并无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纵容贪残之吏剥民脂膏也。即间或有不肖官员，略有派累百姓之事，无不立以重典，此实从来未有。
人民当感戴国家休养生息之恩，共安乐利，实不解此等乱民，因何丧胆昧良，甘蹈法网？（《清高宗实录》）
现实政治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原来“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他们多是愚昧而轻信的，没有头脑，没有判断，只热衷于享受传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极易受不实之词的蒙骗，寄希望他们给统治者一个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为，只要全力关注民生，不使黎民流离失所，就不存在农民造反的威胁。马朝柱案推翻了他这个假定。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国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巅峰的“幸福时光”，已经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传统社会的治理水平已经达到极致，而湖北省马朝柱盘踞之处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发生了马朝柱起义案，这让乾隆认为，心存不轨的“刁民”是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的，不论吃不吃得饱，总有人痴迷于皇帝梦而无法自拔。
乾隆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他发现，原来他极为反感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话，今天读起来却字字珠玑。韩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间一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人们心中充满的是“自为心”“自利之心”，不论是君臣、父子还是朋友，其实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没有感恩：“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而大臣们之所以在仕途上你争我夺，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
韩非子因此说，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韩非子·心度》）
如果承认人性本恶，那么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当然就是一厢情愿，只有韩非子的建议才是切实可行的。
就在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获了何亚四谋反案，紧接着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发了蔡荣祖谋反案。江西上饶人何亚四，本以“耕种烧炭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银三百七十两，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说他命中要大贵，唆使他出资铸印信，制旗帜，造刀杖，说有天兵暗助，飞刀杀人，于是他也借托马朝柱案中的“李开化”之名，聚集当地乡民，欲图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一起做皇帝梦，共谋起兵，立“大宁国”，因事机不密而被破获。这两起案件虽然都被及时侦破，但习惯于危机思维的皇帝却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范农民起义，成了他政治思维的新重心。
确实如乾隆自己所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会问题却已经不是几条民生措施所能解决的。人口压力导致社会动荡逐渐加剧，底层社会风声鹤唳，除了抗租抗税斗争之外，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大兴起来。据《清代八卦教》一书统计，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仅记载了16个秘密宗教与结社的活动，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后则多达199种。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间宗教和结社组织活动频繁，新教派组织不断涌现，秘密宗教和会党，可谓五花八门，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什么闻香教、无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会、弘阳教、清净门、白阳教、白羊教、归一教、金幢教、黄天教……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各省关于教案的汇报不断传来，让皇帝头痛不已。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民间宗教和结社，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乾隆说：“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说：“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干涉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却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辫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为旗帜。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这个宗教的特点是“儒教专制化”。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口称“求圣帝老爷慈悲”，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收元祖师”，是宇宙的最后主宰。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愚忠于教首。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教主之下，设八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就高，“管的人多，如同当官一样”，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他们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收徒弟要敛钱，作会要敛钱，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他们“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敛钱名目大同小异，如根基钱、扎根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教徒当成自己的“吃饭本儿”，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经过刘佐臣、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五代，几如一个王朝。教徒众多，组织严密，极为兴盛。“辗转煽惑”，已“蔓延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教内组织盘根错节，已成不可解之势。他们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产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当然，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过“文字大网”网了出来。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这件事更鼓励皇帝对这类“文字之狱”不能放过。
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神异，以获众人拥戴。他们或者说自己梦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说自己突然获得了异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
“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一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三 消灭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县衙门口，一个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来告状。
告状人叫王泷南，是当地著名的“光棍”，平时横行乡里，恶名远扬。他所挟的书叫《字贯》，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的一本字典。他禀告县令说，这本书“狂妄悖逆”，十分反动，应该严厉法办。
县令和王泷南没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县令接过书，粗粗翻了一遍，皱着眉头问：“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罢了，有什么悖逆之处？”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请看这几句。”
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自序中写道，《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有问题：“《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他的这部《字贯》，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同义之字，贯穿一处，便于查找。
县令仍然大惑不解：“这有何悖逆？”
王泷南急急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皇帝御制，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县令哑然失笑：“哦，原来如此！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刚说完，县令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他眼睛一转，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
乾隆中期的官员们，对文字之案，一律宁左勿右。他们素知皇帝对文字问题看得极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国开始推行“查办禁书运动”，大多数省份表现不力，查出的禁书数量寥寥。江西却成绩突出，在海成的紧抓之下，两年间查出“不法”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之首。
虽然对文字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海成也觉得《字贯》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句话，顶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去年才勉强惨胜，大丢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别是推进“禁书运动”两年多，各地督抚毫不用心，进展十分缓慢，令皇帝一筹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须眉皆立，满面涨红，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究竟什么事，让皇帝如此动怒呢？原来在第十页上，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则便犯了“讳”。
这本是一片好心，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而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却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说《字贯》的“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给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雍正年间，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他大不以为然，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因此，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做他犯“庙讳”“御讳”的文章，海成让“悖逆”“开卷即见”的《字贯》漏掉，也并不是他“双眼无珠”，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皇帝这次为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
历经父祖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继以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国势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
虽然治绩如此辉煌，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说“处泰虑否”。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凡事达到极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转向衰败的开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之时，越要振作精神，否则就会翻车。“保泰持盈”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文件当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当此全盛之日，自己“惟当益加兢兢业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实录》）平准不久，他写诗自励道：“日励自心强不息，敬天勤政又从头。”
皇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奋发勤政。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只有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
经过“夙夜倍切”，细心梳理，皇帝发现，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是，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还在上面批批点点，大表赞同。这个案子说明，一些人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华夷之辨”，不认同大清的统治。与此同时，几起零星的民间暴动，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马朝柱反清案，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之后，汉人头脑中的“反清意识”仍然是社会动乱的最佳火种，是大清社会存在的最大隐患。
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了内地人民的身，却没能彻底地“驯心”。而只有达到“驯心”的统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然而，“驯心”又是最难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皇帝提出了“大兴文治”的口号。皇帝说，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皇帝还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标准的历史。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正统观”。按照传统的说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论怎么解释，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是确立新的“正统观”。乾隆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角度重建“正统观”，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他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谁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谁就是自然的“正统”。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道统”的制高点，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据时势需要，大幅修正一些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乾隆为人，极端自负。他一举一动，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所以他一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的最艰巨、最棘手的问题，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
众所周知，没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汉人帮助，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这代表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功臣的一贯态度。
可是，到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百年，攻守之势已变。创业之时，提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守业之时，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为了“砥砺臣节”，乾隆决定把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员，以防止后来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机时同样“应天顺时，通达大义”。
乾隆知道，这样直接违反祖宗定评的大事，后世子孙没有魄力、没有能力去办，承担此责任非他莫属。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国史馆实现写法创新，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他说，不但钱谦益等后来的降臣“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就连那些为清帝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也不能逃过今天的道德审判。开国元勋范文程，虽然未在明朝任职，但因为原是明朝的生员，被乾隆评价为“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李永芳是明朝在职官员中降清的第一人，对后金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乾隆却认为“律有死无贰之义，不能为之讳”。洪承畴随多尔衮入关，入内阁总理军务，功劳最多，乾隆却认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实在可耻。以上诸人皆被编入《贰臣传》甲编，供后世永远批判。乾隆说，这样做“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财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书，装点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种大型丛书达一百二十种之多，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其中《续通典》《大清会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当然数《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内再创一项前无古人的纪录，修撰一部人类史上最大的丛书。皇帝下诏，鼓励藏书家们奉献自己的珍藏图书给国家以为修书之用，谁献得多，皇帝就给谁奖赏。
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皇帝特意在谕旨中说：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话，说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对忌讳文字的狭隘态度，真是天渊之别。大意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本本政治正确，有点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即使有些书触及民族问题，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互相咒骂，也不过是前代人的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一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的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的书房，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的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了几日，皇帝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反动”点的书呢？
原来，在编辑一部前无古人的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一个隐秘的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的一手。然而任何一个重大举措，只有“阳”的一手是绝对不够的。皇帝修此大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的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的“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么样。他需要一个通盘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了。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了一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的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的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语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事实能让人开窍。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制造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杀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击一猛掌，使这些颟顸的家伙惊醒。王锡侯案，正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说起来皇帝蓄意制造的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贯》的作者王锡侯这一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九次会试都落第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生计不继，只好写了这本《字贯》，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几个钱，却惹来杀身大祸。
皇帝的话永远是正确的，虽然他的下一句话比上一句话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以“文字忌讳”罪“村野之人”，却没有遇到丝毫抵抗，那些已经被他驯服成绕指柔的官僚体系雷厉风行地执行了皇帝的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大开宏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龄未及十六岁之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据抄家的地方官汇报，王锡侯的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统计算在内，不过六十几两银子。王氏被押上刑场之时，“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全家痛哭震天，见者无不掉泪。一个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就这样被彻底碾碎了。
比王锡侯更冤枉的其实是江西巡抚海成。虽然他在禁书运动中首当其冲，成绩一度居全国之首，却因为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责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全面抹杀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绩。在短短两个月间，海成先是被“传旨严行申斥”，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为斩决。皇帝这才觉得火力够了，下令从宽改为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也受到牵连，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
冤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冤枉，这起大案才震动全国，令全国官员战栗。皇帝几乎是蓄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他的奴才们，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责”，你们该吸取什么教训？皇帝并不讳言他拿海成开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皇帝在上谕中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清高宗实录》）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乾隆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欢史马迁的这段话：“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