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
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
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
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