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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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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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团练总局</h2>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