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抗日作家的证词（二）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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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4月12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光了所有的村庄。见人就杀，见物就全部抢光。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开始。”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