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一点是，韩烈在奏折，陈述了有关李自成的情况。

“李自成在襄阳开国称王，拥兵百万，若四镇人马，若不能自力更生，加快整兵备战，下一步必然会面临叛军进攻。”

“而眼下河北，有京师支援，山东有江淮运河财源接应，尚且举步维艰。”

“湖广有长江之险，勉强可以维持。”

“然关中多年战乱，地贫人穷，钱粮匮乏，一旦叛军大举进攻，关中，巴蜀地区，将会难以保全。”

“每镇屯兵十万，一年开支就需要数以万计的钱财。”

“朝廷根本无法支撑，若不放权给督抚，进行屯田自给自足。”

“到时候不用叛军攻城，屯驻的兵马，自已就先自乱阵脚了。”

韩烈在奏折之中，提到的钱财问题，实际就是关键。

自崇祯继位以来，大明的财政赋税，年年下降，边关军费，则年年增长。

尤其是三饷的征收，更是让天下财源枯竭，百姓负担日益增重。

而所谓的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是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为应付辽东建奴和蒙古的寇边，由户部尚书李汝华议请增加的。

起初每亩加赋相当于五十文钱，到崇祯十年，已经增加到一百五十文钱。

其次是剿饷，练饷，这两饷由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主要是用来征讨李自成，张献忠的军费。

结果是自崇祯十年（1637年）以来，这两饷共计收取了一千万两银子。

也就是说征讨李自成，张献忠的叛军，朝廷光额外向百姓摊派收取的赋税，就高达一千万两银子。

这还不算辽饷，以及百姓交付的正常赋税。

可即便是如此，老百姓其实还能够活得下去的。

正在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原因，除了中原地区的天灾外，最主要是人祸。

也就是贪官污吏，以及地方豪强对百姓的掠夺。

那些地方官吏和豪强，为了掠夺百姓，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于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同样，历史上满清入关之后，建奴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安抚天下人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顺治帝下诏。

废除了三饷的征收，还说前明的败亡，就是因为三饷，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致使天下嗷嗷百姓，朝不及夕。

由此可见，大明财政到崇祯末年，已经困顿到了何种地步。

那么大明是真的没钱吗？

答案却是否定的，根据史料记载，崇祯自缢，李自成入京，拷诘百官，所得白银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是什么概念呢？

那可是相当于大明鼎盛时期，数年财政收入总和。

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夸张，实际应该是有一些水份。

但是，也侧面印证了一个问题。

大明朝廷实际并不缺钱，至少京师的文武百官，达官贵人是不缺钱。

这其中最典型的人，就要数崇祯皇帝的国丈周奎了。

李自成围城前夕，崇祯为了筹备军饷，搞了一个募捐。

为了提高积极性，崇祯先是奉了国丈周奎为候，让他捐款十万两。

结果周奎直接一哭二闹三上吊，表示没钱。

无奈之下，崇祯只得让他捐两万两银子。

可周奎就是一个铁公鸡，两万两都不想捐。

但他又怕皇帝怪罪，随即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哭穷。

周皇后毕竟十几岁就入了宫，也不知道父亲是假穷，见他哭的伤心，随即拿出压箱底的五千两银子给父亲。

让他捐给皇帝，也算是尽一份心意。

可这位奇葩国丈周奎，带着五千两银子回去，直接截留了两千两，只捐出三千两两，最后他总计捐出一万三千两银子。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李自成入城之后，被抓的国丈周奎，被李自成手下的将领，直接从家中抄没得现银，竟然高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

更别提珠宝房产，田亩地契，这些其余钱财。

从这两期事件之中，就不难看出，大明还是有钱的，只不过是被那些蛀虫给贪墨私吞了。

就拿李建泰来说，他在老家曲沃，不但拥有大片宅院，数千倾田地，光钱财就价值上百万贯铜钱。

对于李建泰的反对，崇祯表现的十分不快。

“李大人，如今朝廷财政困难，军费空缺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之多，不知你可有办法？”

面对崇祯严厉的表情，李建泰厚着脸皮，拱手拜道。

“微臣为国建言，防止弊端，与户部职责无关，还请陛下明察。”

面对大义凛然的李建泰，崇祯气的牙痒痒的摆手道。

“此事朕意已决，不得再议，内阁拟旨，明诏颁发四镇督抚，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