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计算过，在这个世界上，每秒钟就有两三个新的虚构人物被命名。所以我总是犹豫着是否要加入施洗者约翰那难以胜数的追随者的行列。可是怎么办呢？我总要给我的人物一个名字吧？这一次，为了清楚地表明我的女主人公是我的，并且只属于我（她是我所有作品中最让我牵挂的女人），我要给她起一个任何女人都没有用过的名字：塔米娜。我想象她是一个美丽的高个子女人，三十三岁，来自布拉格。

我在想象中看到她正走在欧洲西部一座外省城市的街道上。是的，您注意到了：远处的布拉格我用它的名字来指称它，而我的故事所发生的城市，我让它没有名称。这违背了远虚近实的所有透视法，但您也只好这样接受下来。

塔米娜在一家夫妻开的小咖啡店做女招待。店里的生意是如此不景气，乃至丈夫一找到个工作就去上班了，塔米娜就得到了这空出来的位置。老板在新工作上所领取的可怜的工资和夫妻俩付给塔米娜的更为可怜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就是他们微不足道的收益。

塔米娜给客人（没有那么多客人，店里座位总有一半空着）端上咖啡和苹果烧酒后，就回到柜台后面。几乎总有某个客人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圆凳上，想和她聊天。每个人都很喜欢塔米娜。因为她知道倾听别人给她讲的事情。

但是，她真的在听吗？还是她只是在看，如此专注、如此安静地看？我不知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从不打断人家。您知道两个人聊天一般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说着，另一个人就打断他：“对，我也是这样，我……”然后就开始谈自己，直到前一个人轮到自己终于能插上话：“对，我也是这样，我……”

“对，我也是这样，我……”这句话看上去像是表示赞同的一种回应，是把别人的思考继续下去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圈套：实际上，它是一种以暴制暴式的反抗，是给我们自己的耳朵解除奴役并强行占据他人耳朵的一种努力。因为人在其同类中所度过的一生，只是占据他人耳朵的一场战斗。塔米娜之所以得人心的所有秘诀，就在于她不想谈她自己。她没有抵抗就接受占据自己耳朵的人，她从来不说：“对，我也是这样，我……”

2

皮皮比塔米娜小十岁。她天天和塔米娜谈她自己，差不多有一年了。不久以前（实际上一切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她对塔米娜说她打算夏天放假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去布拉格。

这时候，塔米娜觉得自己从几年的睡梦中醒来。皮皮又说了一会儿，塔米娜（一反常态地）打断了她的话：

“皮皮，如果你们去布拉格，是否能去我父亲那里帮我带回一点儿东西？不怎么重。只是一个小包，很容易放进你们的行李箱里。”

“为你，做什么都行！”皮皮热情地说。

“我会感激你一辈子，”塔米娜说。

“包在我身上了，”皮皮说。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下布拉格，塔米娜两颊绯红。

“我要写本书，”之后皮皮说。

塔米娜心中惦记着她留在波希米亚的小包，她明白应该和皮皮处好关系。于是，她马上把自己的耳朵凑过去：“一本书？写什么的？”

皮皮的女儿是个一岁的孩子，此时正在妈妈坐的高脚圆凳下面爬着，动静很大。

“安静点！”皮皮冲着地面的方砖喝道。然后，她若有所思地吹起她的香烟所冒的烟雾。“写我所看到的世界。”

孩子发出越来越刺耳的尖叫，塔米娜问她：“你会写书？”

“为什么不呢？”皮皮说道，神情又若有所思起来，“我当然要打听打听，好知道怎样才能写出本书来。你是否碰巧认识巴纳卡？”

“谁？”塔米娜问。

“一个作家，”皮皮说，“他住在这一带。我应该和他认识。”

“他写过什么？”

“我不知道，”皮皮说。然后，她若有所思地补充道：“也许我应该读点儿他的东西。”

3

话筒里没有惊喜的欢呼，只有冷漠的声调：“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你知道我挣钱不多。电话太贵。”塔米娜抱歉地说。

“你可以写信。据我所知，邮票可没那么贵。我都记不得什么时候收到的你最后一封信了。”

看到与婆婆的谈话一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塔米娜便开始问她身体怎么样，在做些什么，绕了半天才决定言归正传：“我请你帮个忙。我们走之前，把一包东西放在你家了。”

“一包东西？”

“是的。帕维尔和你把它收拾到他爸爸的一个旧书桌里了，他还给上锁了。你还记得吧，这张书桌里一直有他一个抽屉。他把钥匙给你了。”

“我没有你们的钥匙。”

“可是，婆婆，你应该有的。帕维尔给你了，我肯定。我在旁边，当时。”

“你们什么也没给我。”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你可能忘记了。我只求你一件事，就是找到那把钥匙，你肯定会找到的。”

“你让我用钥匙干什么？”

“就看看那包东西是否在那儿。”

“为什么会不在那儿？你们放里面的？”

“是的。”

“可我为什么要打开抽屉？你们以为我会把你们的记事本怎么样？”

塔米娜大吃一惊：她的婆婆怎么会知道抽屉里有记事本？它们是包好了的，那包东西是用了几卷胶带仔细地、紧紧地包起来的。不过，她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惊讶。

“可是，我没有这么说啊。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是否一切都完好无损。下次我再跟你说。”

“你不能跟我说明一下里面有什么吗？”

“婆婆，我不能说得更多了，电话费很贵！”

婆婆开始哭了起来：“要是贵，就别给我打电话。”

“你别哭，婆婆，”塔米娜说。她对她的哭泣记忆犹新。婆婆要是想让他们做什么事情的话，总是要哭上一场。她用眼泪来指责他们，没有什么比她的眼泪更具进攻性的。

话筒被哭声振动，塔米娜说：“再见，婆婆，我再打电话。”

婆婆还是哭着，塔米娜在她没说再见之前不敢挂上电话。可是，婆婆哭声不止，而每一滴泪都要花很多钱。

塔米娜挂上了电话。

“塔米娜太太，”老板娘带着痛心的声音指着计时器说，“你说话时间太长了。”然后，她计算了一下和波希米亚通话的费用，塔米娜被这一巨大数目吓坏了。从现在开始到下次领工资，她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了。但是，她眼睛都没眨就结了账。

4

塔米娜和丈夫是非法离开波希米亚的。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旅行社组织的南斯拉夫海滨游旅行团登了记。到那里以后，他们脱离了旅行团，穿过奥地利边境后，往西而去。

为了在团体旅行中不引人注意，他们每个人只带了一件大行李。在最后时刻，他们没敢随身带上装着他们互相的通信和塔米娜的记事本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海关检查的时候，如果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哪个警察让他们打开行李的话，针对他们出外十五天去海滨度假却带上了他们私生活的所有档案这种情况，会马上产生怀疑。可是，鉴于他们不愿把包裹留在自己的家里，因为他们一走国家就会把他们的套房没收，他们就把它放到了塔米娜的婆婆家，放到了去世的公公留下的、再也没有什么用途的一个书桌的抽屉里。

在国外，塔米娜的丈夫病倒了，塔米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把他带走。他死的时候，人家问她是土葬还是火葬。她说火葬。然后人家问她是把骨灰放在一个骨灰盒里还是更愿意撒掉。在这个世界上她无处为家，她怕一辈子像拿个手提包那样一直带着丈夫。她让人撒掉了他的骨灰。

在我的想象中，世界在塔米娜周围升起，越升越高，就像一堵围墙，她只是下面的一片小草地。在这片草地上只开着一朵玫瑰，那就是对她丈夫的思念。

或者我想象现在的塔米娜（端上咖啡并奉献耳朵）是水中漂浮的一排木筏，她在木筏上，她向后看，只向后看。

最近一段时间，她绝望了，因为过去越来越苍白。她身边只有丈夫护照上的照片，所有其他的照片都留在布拉格被没收的套房里。她看着这张盖着章、折了角的可怜的照片，这是丈夫正面拍的（就像司法身份部门拍摄的罪犯一样），一点儿也不像他。每天，她都在这一照片面前进行一种精神操练：她努力去想象她丈夫的轮廓，然后是一半的轮廓，然后是四分之三的轮廓。她让他的鼻子和下颌的线条重生，但是她每次都惊恐地发现，那想象的速写总会出现一些疑点，勾勒着它们的记忆在这里驻足不前。

在这样的操练中，她努力去回想他的皮肤和肤色，表皮的所有细微异变，那些小疙瘩，那些赘疣，那些雀斑，那些细小的血管。很难，几乎没有可能。她的记忆所使用的颜色是不真实的，用这些颜色无法描摹人类的肌肤。于是她发明出一种特殊的纪念手段。当她坐在一个男人面前时，她把那男人的头部当成一种雕塑材料：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头部，在脑海中把它当成脸部的模型，给它加上更深的肤色，填上雀斑和赘疣，把耳朵缩小，给眼睛涂上蓝色。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到头来只是表明，她丈夫的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地离她而去。在他们刚刚相恋的时候，他让她写日记（他比她大十岁，对人的记忆之可悲已经有所了解），为他俩记下他们生活的进程。她拒绝这样做，声称这样做是嘲笑他们的爱情。她是那么爱他，怎么可以接受她视为永世不忘的东西会被忘却。当然，最后她还是服从了，但是没有热情。她的记事本也受到了影响：有很多页是空白的，记录的内容也是断断续续的。

5

她和她丈夫一起在波希米亚生活了十一年，她留在婆婆家的记事本也是十一本。在她丈夫死后不久，她买了个大笔记本，把它分成十一部分。她肯定自己能够回忆起遗忘大半的许多事件和情景，但是她不知道把它们放到笔记本的哪一部分记录下来。时间顺序无可挽回地忘却了。

她首先试图追寻的往事回忆是那些可以作为时间参照的事件，以此为基础，她可以为自己重建过去的工程搭建出基本架构。比如，他们的假期。应该有十一个假期，可她只能想起九个来。剩下的两个永远忘却了。

然后，她尽力去把这重新发现的九个假期安排到笔记本的十一个章节中。可她能确定的只是因为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与往年不同的那几年。一九六四年，塔米娜的母亲去世了，一个月以后他们去塔特拉山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假期。她还知道，随后的一年他们去了保加利亚的海边。她还能想起一九六八年和第二年的假期来，因为那是他们在波希米亚度过的最后几个假期。

虽说她好歹能回想起大部分假期（却不能给出确定的日期），但在试图回忆他们的圣诞节和新年时，她是完全失败了。十一个圣诞节中，她只在记忆的角落里找出两个，十一个新年她只能想起五个。

她也想回忆出他给她起的所有名字。他只在最初相识的那两个星期叫过她真正的名字。他的柔情就是一台不断生产昵称的机器。她有很多名字，由于每个名字都不太耐用，他又不停地给她起新名字。在他们相处的十二年中，她有过二十来个、三十来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属于他们生活的一个具体阶段。

但是，如何能找到一个昵称和时间节奏之间已经失去的联系呢？塔米娜只在不多的情况下找到过。比如她想起了母亲去世后的那些日子。她丈夫不停地在她耳边念叨着她的名字（那个时间、那一时刻的名字），好像要把她从一场噩梦中唤醒一样。这个昵称她是想起来了，她把它确定无疑地记在了一九六四年那一章。但是，所有其他的名字都飞到了时间之外，就像逃离了鸟笼的鸟儿一样，自由而疯狂。

正是为此，她才如此绝望地想要把那一包记事本和信件弄到自己手里。

当然，她知道记事本里也有不少令人不愉快的东西，记录了一些不满足、争吵甚至厌烦的日子，可是问题不在这儿。她不想把过去变成诗。她只想还给它失去了的肉身。促使她这样做的，不是美的欲望，而是生的欲望。

因为塔米娜在一个木筏上漂浮着，她向后看，只向后看。她存在的大小就是她在那边、身后的远处所看到的大小。正如她的过去在收缩、变形、消散一样，塔米娜也在缩小，轮廓渐失。

她之所以要她的记事本，是因为她在笔记本中已经构建了一个由主要事件所组成的脆弱架构，她想为这一架构砌上边墙，让它成为她可以住进去的房子。倘若摇摇晃晃的回忆的建筑像搭建不稳的帐篷一样倒塌，塔米娜就只剩下了现在，这个无形的点，这一缓慢地向死亡进发的虚无。

6

那么，为什么不早些跟婆婆说把记事本寄过来呢？

在她的国家，与国外的通信都要经秘密警察过目，想着警察局的官员要来插手她的私人生活，她无法接受。再说，她丈夫的姓名（她一直冠着夫姓）肯定还在黑名单上，警察对有关他们的对手包括死去的对手的所有材料都始终如一地有兴趣。（这一点，塔米娜是绝对不会弄错的。我们惟一不朽的所在就是警察局的档案材料。）

因此，皮皮就成了她惟一的希望，她要不遗余力地与她处好关系。皮皮想要结识巴纳卡，塔米娜就想：她的女友应该至少了解他一本书的情节。谈话的时候，她绝对有必要插上这么一句：“是的，正如您在书中所说。”或者是：“巴纳卡先生，您太像您书中的人物了！”塔米娜知道，皮皮家中一本书也没有，她讨厌读书。因此，她想了解一下巴纳卡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好帮助她女友准备这场与作家的见面。

雨果在店里，塔米娜刚在他面前放上一杯咖啡：“雨果，您知道巴纳卡吗？”

雨果有口臭，除此之外塔米娜觉得他这个人非常和善：这是一个安静、胆怯的小伙子，差不多比她小五岁。他一星期来一次咖啡店，一会儿看堆在他面前的那些书，一会儿看站在柜台后面的塔米娜。

“知道，”他说。

“我想找本他的书，看看里面讲的是什么。”

“听我说，塔米娜，”雨果回答，“还从来没有什么人读过巴纳卡。要是读过巴纳卡的哪本书而不被当成傻瓜，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不认为，巴纳卡是一个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我向您担保，巴纳卡是那样被他的名声连累，他自己都瞧不起读过他的书的人。”

这样一来，她就不再费心去找巴纳卡的书了，但她还是决定自己出面安排一次和作家的见面。由于她白天不在家，她时不时就把房间借给一个绰号叫朱朱的已婚的小个子日本女人，以备她和一个也是已婚的哲学教授幽会之用。教授认识巴纳卡，塔米娜让这对情人保证哪一天皮皮来作客时，把作家带过来。

皮皮知道了这一消息后，对她说：“也许巴纳卡长得很帅，你的性生活就可以改变了。”

7

确实，自丈夫死后，塔米娜还没有做过爱。这不是个原则问题。这种超越死亡的忠诚，在她看来反倒是可笑的，她也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过什么。但是，每次她想象（并且她经常想象）自己在一个男人面前脱衣服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丈夫的形象。她清楚到时候她会看见他。她清楚到时候她会看见他的脸和在看着她的眼睛。

这显然失当，甚至荒唐，她意识到了。她不相信丈夫死后灵魂还在，她也不认为找一个情人就冒犯了对丈夫的念记。但她没有办法。

她甚至有过这样一个独特的想法：要是在丈夫在世的时候背着他偷情比现在容易得多。她丈夫是一个快乐的、出色的、强壮的男人，她感觉自己比他弱多了，并且她觉得自己即便是不遗余力，也不能伤害到他。

但是，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今天，她要是这样做，就会伤害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人，一个像孩子一样任她摆布的人。因为她丈夫现在已经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只有她了。

正是因为这样，每当她想到和另一个男人有肉体之爱的可能时，她丈夫的形象就出现在眼前，随着这一形象出现的，是揪心的思念，而伴着这一思念的，是痛哭一场的强烈欲望。

8

巴纳卡长得丑，很难唤醒一个女人沉睡的性欲。塔米娜在他杯子里倒上茶，他毕恭毕敬地道谢。每个人在塔米娜家都感觉自在，巴纳卡这时微笑着转向皮皮，很快打断了东拉西扯的寒暄：

“听说您要写一本书？写什么？”

“很简单，”皮皮说，“一部小说，写我所看到的世界。”

“一部小说？”巴纳卡问道，声音中透露着不甚赞同。

皮皮支支吾吾纠正说：“也不一定是部小说。”

“您只要想一想什么是小说，”巴纳卡说道，“想一想那么多不同的人物。您想让我们相信您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吗？他们长得什么样，想着什么事，怎么样穿衣，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您清楚吗？坦白告诉我们，您对这些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没错，”皮皮承认，“我不感兴趣。”

“您知道，”巴纳卡说，“小说是人类的一种幻想的产物。幻想着能理解他人。可是，我们彼此又互相了解什么呢？”

“什么都不了解，”皮皮说。

“确实，”朱朱说。

哲学教授点着头，表示同意。

“我们所能做的，”巴纳卡说，“就是做一份关于自己的报告。每个人关于自己的报告。其余的全是权力的滥用。其余都是谎言。”

皮皮兴高采烈地赞同：“是这样！完全是这样！我也不想写一部小说！我没有表达好。我想写的正是您所说的，写我自己。写一份关于我的生活的报告。同时，我也不想隐瞒，我的生活极其一般、平常，我没有任何不寻常的经历。”

巴纳卡笑了：“这一点儿也不重要！我也是一样，从外面看来，我没有任何不寻常的经历。”

“对，”皮皮叫起来，“说得好！从外面看来，我什么都没有经历。从外面看来！但是，我觉得我的内在经验值得写出来，大家都会感兴趣。”

塔米娜给杯子续上茶，她很高兴从精神的奥林匹斯山上降临到她的套房的这两个男人，能对她的女友表示理解。

哲学教授吸着烟斗，仿佛害羞似的躲在他的烟雾后面：

“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历险就是历险的不存在。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斗回来，弄潮于大海之上，亲自驾驶战船，在每个岛上都有一个情妇。不，这不是我们的生活。荷马的奥德赛转移到内心，它内在化了。岛屿、海洋还有迷惑我们的鱼妖，召唤我们归乡的伊塔卡岛，这在今天都成了我们内心存在的声音。”

“对！这和我感受到的一模一样！”皮皮感叹不已，然后又重新对巴纳卡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向您请教，请教怎么动手写。我经常觉得我整个身体都充满了表达的欲望。想说。想让人听。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是不是疯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要爆炸，想大喊大叫，您肯定了解这些，巴纳卡先生。我要表达我的生活，我的感情，我知道我的情感是绝对不寻常的，可是当我坐在白纸面前时，突然就不知道写什么了。于是我就想这肯定是个技巧问题。我肯定缺乏您所拥有的某些知识。您写了那么美的书……”

9

我还是别让您继续听这两个苏格拉底给年轻女子所上的写作课了吧。我给您讲其他事情。不久前，我在巴黎乘出租车，司机很爱聊。他夜里睡不着觉。他患有慢性失眠症。源自战争。他是水手。他的舰沉没了。他游了三天三夜。后来，人们把他从水中救出。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在生死线上挣扎。他活过来，但得了失眠症。

“我比您多活了三分之一，”他微笑着说。

“那您在这多活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做什么？”我问。

他回答说：“我写作。”

我想知道他写什么。

他写他的生平。写一个人的故事，写他在海里游了三天三夜，写他与死亡搏斗，写他失去了睡眠但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您为您的孩子写吗？就像一部家庭编年史？”

他苦涩地笑了笑：“为我的孩子？他们不感兴趣。这是我写的一本书。我想它会对很多人有帮助。”

与出租车司机的这场谈话忽然之间给我揭示出写作活动的本质。我们写书，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和不知名的世人交流，是因为我们在和自己的太太说话时，她堵上了自己的耳朵。

就出租车司机这一情况，您会反驳我说，他是一个写作癖，而不是作家。那就应该先弄清概念了。一个每天给自己的情人写四封信的女人不是个写作癖，而是个热恋中的女人。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把自己的情书都复印备份以便有朝一日发表出来，他就是一个写作癖。有写作癖不是有写信、写日记、写家族编年史的欲望（也就是说为自己或为自己的亲友而写），而是有写书的欲望（也就是说拥有不知名的读者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讲，出租车司机的激情和歌德的激情没什么两样。使歌德和那个出租车司机有区别的，不是激情不一样，而是激情的结果不一样。

当社会的发展实现了下面三个基本条件后，写作癖（爱写书的癖好）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流行病的规模：

一、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人们有闲暇从事无用的活动；

二、社会生活高度原子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普遍疏离；

三、民族的内部生活中大的社会变化的极端匮乏（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法国的情况很说明问题：在这个什么也不发生的国家，作家的比例是以色列的二十一倍。此外，当皮皮说，从外面看来，她什么也没经历的时候，她恰好表达了这一点。促使她写作的动机，是生命内容的缺失，是虚无）。

但是，通过反作用力的冲击，结果又对原因产生了影响。普遍疏离生成了写作癖，而普遍化的写作癖又反过来强化并加重了疏离。印刷机的发明从前曾使人们更好地互相理解，而在写作癖泛滥的时代，写书有了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词语所包围，就像置身于重重的镜墙之中，任何外部声音都无法穿透进来。

10

“塔米娜，”有一天咖啡店里没有别人，雨果在与她聊天的时候说，“我知道，我没有任何希望能让您看上我。我就不再想入非非了。可是，我还是可以请您星期天吃顿午饭吧？”

那包东西放在住在外省一个城市里的塔米娜婆婆那里，塔米娜想让人把它送到布拉格她爸爸家里，这样皮皮就可以过去拿走。表面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要说服性情古怪的老人，她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电话费很贵，而塔米娜的工资几乎只够付房租和吃饭用。

“可以，”塔米娜说，心想雨果家里肯定有电话。

他开车来接她，他们去了饭店，在乡下。

塔米娜不稳定的处境本应该便于雨果以高高在上的征服者姿态有所作为，但是，在收入微薄的女招待这个人物身后，他看到的是异国女子和寡妇的神秘经历。他感到诚惶诚恐。塔米娜的和蔼可亲也像是一个连子弹也无法穿透的盔甲。他想吸引她的注意力，征服她，进入她的精神世界！

途中他试图营造点儿情趣出来。到达目的地之前，他停下车，让她参观一个动物园，这个动物园设在一个漂亮的外省城堡的大公园里。他们漫步在猴子和鹦鹉之间，背景是哥特式城楼。园子里没有其他人，一个乡下人模样的园丁在打扫着落满树叶的路径。他们一路看到了一匹狼、一只海狸、一只猴子和一头老虎，然后来到一片围着铁丝护网的大草地，铁丝护网后面有一些鸵鸟。

有六只鸵鸟。看见塔米娜和雨果，它们跑过来。现在它们凑到了一起，贴着铁丝护网，伸着长脖子，盯着他们看，张着它们的大扁嘴。它们用一种惊人的速度，狂热地把嘴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就好像谁都想比别人说话声更大一点似的。无奈，这些嘴巴说不出一句话，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鸵鸟们就像把一个重要口信记在心里的信使，但是途中被敌人切断了声带，等它们到达目的地后，却只能努动它们那失音的嘴巴了。

塔米娜迷惑地看着它们，鸵鸟们总在说，越来越坚决。后来，她和雨果离开了，它们就顺着护网开始追他们，继续把嘴巴弄得喀嗒作响，警告他们什么东西，警告什么，塔米娜不知道。

11

“就像恐怖故事里的一幕一样，”塔米娜一边切着馅饼一边说，“就好像它们要告诉我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它们要和我说什么呢？”

雨果解释说，这是些年幼的鸵鸟，它们总是这么个举动。上次他来动物园闲逛时，它们六个也是一直跑到护网那儿，跟今天一样，张着发不出声的嘴巴。

塔米娜还是困惑：“您知道，我在波希米亚留下点儿东西。一包材料。要是给我邮寄的话，警察会把它没收。皮皮这个夏天要去布拉格。她答应给我带回来。但现在，我害怕了。我在想鸵鸟们是不是来警告我那包东西出了什么事。”

雨果知道塔米娜是寡妇，她丈夫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移居国外的。

“政治文件吗？”他问。

塔米娜很久以前就确信，如果想让这里的人理解她的生活，她应该闲话少叙。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私人信件和日记会被警察扣留，她又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些东西，那是极其困难的。她干脆说：“是的，政治文件。”

然后，她担心雨果会问到这些文件的细节，可是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有人问过她什么问题吗？人们有时给她解释一些他们对她的国家的看法，但是对她的经历不感兴趣。

雨果问：“皮皮知道是政治文件吗？”

“不知道，”塔米娜说。

“那就好，”雨果说，“不要告诉她跟政治有关。那样一来，到最后关头，她会害怕起来，就不会去拿您的包了。您想象不出人们担惊受怕是什么样，塔米娜。皮皮应该确信只是一种微不足道、平平常常的东西。比如，是您的情书什么的。对，告诉她包里装的是情书。”

雨果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笑起来：“情书！对！这是她的眼界能看到的！对，这是皮皮能明白的！”

塔米娜想，对雨果来说，情书是微不足道、平平常常的东西。没有人会想到她也爱过一个人，并且这爱对她很重要。

雨果补充说：“一旦她放弃了这次旅行，您可以信任我。我去那边把包给您带回来。”

“谢谢您，”塔米娜热切地说。

“我去给带回来，”雨果又说一遍，“即便是被捕也不怕。”

塔米娜反驳说：“不会的，您不会有什么事的。”她试图对他解释说，外国旅游者在她的国家一点儿危险都没有。那边，只有捷克人的生活才充满危险，而他们都习以为常。忽然，她长时间地激动地说了起来，她对这个国家了如指掌，我可以证明她说的完全正确。

一个小时后，她把雨果的电话听筒贴近了耳朵。与婆婆的通话并不比上次结束得更好：“你们从来没有把钥匙给过我！你们一直什么都瞒着我！为什么非要我想起来你们一直是怎么待我的！”

12

要是塔米娜那么在意她的回忆，为什么她不回波希米亚呢？一九六八年以后非法离开国家的移民后来得到特赦并且被邀请回国。塔米娜怕什么呢？她因为分量太轻而在她的国家不会有危险！

是的，她可以无畏地回去。可是，她不能。

国内，他们都背叛了她的丈夫。她想，自己要是回到这些人当中，也会背叛他的。

当他的工作被调换得越来越低级并最终被剥夺时，没有人出面为他辩护。他的朋友们也没有。当然，塔米娜清楚，内心里人们还是和她丈夫站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沉默不语，是因为害怕。但是，正因为他们和他站在一起，他们对自己的恐惧才更感到羞愧。当他们在街上碰见他时，就假装没有看见。出于谨慎，夫妻二人也开始回避这些人，以免唤醒他们的羞耻感。他们很快就好像变成了麻风病人。当他们离开波希米亚时，她丈夫从前的同事签署了一份公开声明，对他进行诬蔑和谴责。他们这样做，肯定是因为不想像她丈夫不久以前那样失掉自己的工作。但他们这么做了。他们就这样在他们自己和两个流亡者之间挖掘了一道深堑，塔米娜永远也不会同意为了回到那边而跨越这一堑沟。

他们逃跑后的第一夜，当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村庄的小客栈醒来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是孤单的，与从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隔绝了。这时候，塔米娜感到一种解放和解脱。他们在山里，完全与世隔绝。周围寂静无边。塔米娜把这一寂静当作意想不到的恩赐来接受，她想到丈夫是为了逃避迫害而离开祖国的，而她则是为了寻找寂静，为她丈夫和她自己而备的寂静，为爱而设的寂静。

丈夫死的时候，她产生了对故国的突然怀恋，他们在那里一起度过的十一年处处留下了痕迹。一阵感情冲动之下，她向十来个朋友发了讣告。她一封回信也没收到。

一个月以后，拿着攒下的余钱，她来到海边。她穿上游泳衣，吞下一瓶安定药。然后，就向海水深处游去。她想药片会引起极度疲劳，她会淹死的。但是冷水和女运动员的动作（她一直是游泳健将）让她无法睡去，药片的作用比她想象的要弱。

她回到了岸上，回到房间，睡了二十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她感到安静与平和。她决心在寂静中活下去，为了寂静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