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塔米娜在一个儿童岛上？为什么我想象出她在那么个地方？
我不知道。
也许是在我父亲临死的那一天，空气中充溢着由儿童的声音唱出来的快乐的歌曲？
在易北河以东的所有地方，儿童们都属于一个叫先锋队的团体。他们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像大人一样去开会，有时候还唱《国际歌》。他们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时不时地把一条红领巾系到一个杰出的成年人脖子上，并向他颁发荣誉少先队员的称号。大人们喜欢这样，并且越是年老的人，就越是喜欢收到由孩子们赠送的一条红领巾，放在他们的棺木上。
他们都收到过。列宁收到过，斯大林也收到过，马斯图尔波夫和肖洛霍夫，乌布利希和勃列日涅夫也都收到过。而胡萨克接受红领巾的这一天，正值在布拉格城堡举行一次大型的庆祝活动。
爸爸的烧退下去一些了。当时是五月份，我们打开了朝向花园的窗户。从对面的房子里，越过花园里开着花的苹果树树枝，传来了庆祝活动的电视转播。听得到孩子们在用高音唱着的歌曲。
医生在房间里，他俯下身去看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爸爸。然后，他转向我，大声说道：“他进入昏迷状态了，大脑正在腐烂。”我看到爸爸的蓝色大眼睛睁得更大了。
当医生走了以后，我感到十分窘迫，想马上说点儿什么驱赶掉刚才那句话。我指了指窗户：“你听见了吗？真有趣！胡萨克今天成了荣誉少先队员！”
爸爸笑了起来。他笑是想向我证明他的大脑还有活力，我可以继续跟他说话，跟他开玩笑。
胡萨克的声音越过苹果树传了过来：“孩子们！你们是未来！”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要向后看！”
“我去关上窗户，咱们就听不见了！”我向爸爸眨了眨眼，他带着极为迷人的微笑看着我，点头表示同意。
几个小时以后，热度又突然升起来了。他跨上他的马，又奔跑了几天。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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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她迷失在儿童中间，她能做什么呢？摆渡的人和他的船一起消失了，四周全是水，无边无际。
她想要抗争。
这太让人悲哀了：在欧洲西部的小城里，她从没有为什么事情努力过，而在这里，在儿童们中间（在一个凡事凡物都失去重量的世界里），她要抗争？
她怎么去抗争呢？
她来到岛上那一天，当她拒绝和他们一起玩并像躲在一座牢固的城堡里一样躲到她的床上时，她感到空气中滋生着孩子们的敌意，她为此感到害怕。她想抢占先机。她决定赢得他们的好感。为此她要和他们融为一体，接受他们的语言。她主动参加他们所有的游戏，在他们的活动中出力献策，孩子们很快被她的魅力征服。
既然要与他们融为一体，她就要放弃自己的隐私。她和他们一起去浴室，尽管第一天她拒绝陪他们进去，因为她讨厌在别人的目光下盥洗。
浴室是铺着方砖的一个大房间，这是孩子们生活的中心，隐秘思想的中心。一边，有十个便桶，另一边有十个洗手池。总有一组人翻卷衬衣坐在便桶上，另一组赤裸着站在洗手池前。坐着的看着在洗手池前赤裸着的，而洗手池前的孩子回过头就可以看到坐在便桶上的孩子。整个房间弥漫着一种神秘的肉欲，它唤醒了塔米娜遗忘许久的一个模糊回忆。
塔米娜穿着长睡衣坐在便桶上，赤裸的老虎组的孩子们站在洗手池前，只是盯着她看个不停。随着抽水马桶的响声，松鼠们离开便桶，脱掉长睡衣，老虎们离开洗手池进宿舍，而这时猫们又从宿舍走进来。他们坐在空出来的便桶上，看着高大的塔米娜，看着她下腹的黑毛和胸前的大乳房，看着她和松鼠们一起在洗手池前洗漱。
她不觉得羞耻。她感到，她的成人性别特征使她成为一个女王，居高临下面对着那些下腹光秃秃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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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来到岛上的旅行并非像她初见有她的床的宿舍时所以为的那样，是一场针对她的阴谋。相反，她终于到了一个她想去的地方：她回落到一个很遥远的时代，那时候她丈夫还不存在，那时候他既不在回忆之中也不在欲念之中，那时候既没有重负也没有愧疚。
她的羞耻心一直很发达（羞耻心是爱情忠实的影子），可现在她面对十几双陌生的眼睛展露着裸体。最初她感到惊愕和不愉快，但很快就习惯了，因为她的赤裸不是不知羞耻的问题，而是简单地失去了它的意义，变成了迟钝的、喑哑的、死亡的赤裸。她和丈夫的爱情故事在她身体的每个部分都留下了印记，而现在她的身体沉沦到了无意义之中，而了无意义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
虽说成人的性欲正在她身体上消失，而有着其他兴奋刺激的另一个世界则开始缓慢地从遥远的过去出现在她面前。很多潜藏的回忆浮现出来，比如这一个（塔米娜把这段回忆遗忘了很久，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长大成人的塔米娜觉得它极为荒唐可笑）：当她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倾慕自己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她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梦见自己和她一起上厕所。
现在，她坐在便桶上，眯着眼睛微笑。她想象自己是那个小学教师，而坐在旁边便桶上且不时向她投来好奇目光的那个长着满脸雀斑的小女孩，就是从前的小塔米娜。她把自己融入到满脸雀斑的小女孩那迷恋的目光之中，她是如此地沉溺其中，都感觉得到在记忆深处的某个地方，有种半睡半醒的古老冲动在颤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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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塔米娜，松鼠们几乎赢得了所有的游戏，于是他们决定要郑重地报答她。孩子们实施赏罚的时候，都是在浴室里进行。而塔米娜获得的奖励，就是这个晚上所有人都为她服务：这一晚，她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手碰自己，松鼠们作为忠实不渝的侍者全心全意地替她做一切。
他们开始伺候她了：首先让她坐在便桶上为她一丝不苟地擦身，然后把她抬起来，冲完便桶，为她脱去睡衣，把她推到洗手池前。他们都想在这儿为她洗胸部和腹部，都非常贪婪地想看看她两腿之间长的是什么，碰她那里感觉如何。她有时想推开他们，但是很难：她不能待孩子们不友好，何况他们带着令人钦佩的严肃进入自己的角色，并且只是为了奖赏她而为她效劳。
他们终于让她躺到床上去睡了，可是这会儿，他们又找到无数可爱的借口，让自己能压在她身上，在她的身体上遍处抚摸。太多的手和嘴，她分辨不清它们都属于谁。她感到整个身体都被压着，尤其是她长得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她闭上眼睛，她几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摇晃，在慢慢地摇晃，宛如在摇篮中：她感到了一种宁静且奇特的快感。
她觉得这快感让她的嘴角颤动起来。她又睁开眼睛，看到一张孩子脸在窥伺她的嘴，并对另一张孩子脸说：“你看！你看！”现在，有两张孩子脸附在她身上贪婪地看她在颤动的嘴角，就好像他们在看着一块拆卸开的手表的内部构造，或者是一只被拔下翅膀的苍蝇。
但是，她感到眼睛所见到的与身体所感受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好像附在她身上的孩子与渗遍全身的这宁静且摇晃的快感没有关系似的。她再一次闭上眼睛，让身体享用这快感，因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在灵魂缺席的情况下具有身体的快感，她的灵魂想象尽失，回忆阙如，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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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五岁的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每一个音调都是一个小小的王宫。在里面发号施令的是国王（第一级），他配有两个侍从官（第五级和第四级）。听从他们吩咐的有四个大臣，每个大臣都与国王和侍从官们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此外，宫里还住着其他五个被称为半音的音符。他们在其他的音调里肯定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但在这里他们只是宾客。
因为十二个音符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有自己的位置、头衔和功能，所以我们听到的作品就不再是一大堆声音：它在我们面前演奏的是一个故事。有的时候，事件混成一团（比如在马勒的作品里，在巴托克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里更是如此），好几个王宫的王子都参与进来，一下子让我们听不出哪个音符是为哪个宫廷效力的，有的音符是不是伺候着好几个国王。然而，即便是这样，最天真的听众还是能大概猜出来讲的是什么。即便是最为复杂的音乐，它还是在讲同一种语言。
以上，是爸爸跟我说的，而下面是我讲的：一天，一个伟大人物注意到，音乐语言历经千年走向了穷途末路，总是没完没了地讲那些老掉牙的话题。通过一条革命法令，他废除了音符之间的等级，让它们一律平等，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以防它们中间的哪一个在乐谱上出现的机会多于另一个，并进而窃取原有的封建特权。王宫被永远地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平等的十二音体系基础之上的统一帝国。
音乐的音响也许比以前更有趣了。但是，千年以来，习惯了把音调听成王宫里的明争暗斗的人们，再听到一个音的时候很可能不理解它在说什么。十二音体系的帝国不久也就瓦解了。勋伯格之后，来了瓦雷兹，他不仅废除了音调，连音符（记录人声和乐器的音符）也废除了，代之以一些声音的精致组合，它可能是出色的，但已经开辟了某种其他东西的历史，建立在其他原则和其他语言基础之上的某种其他东西。
当米兰·许布尔在我布拉格的寓所里发挥他关于捷克民族有可能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消亡的思考时，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个想法或许是有根据的，但它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谈论的是不可设想的事情。人，即便他自身终有一死，却无法想象空间的终结，时间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一个民族的终结，他总是生活在无限的幻象之中。
被进步的思想所吸引的人不会意识到，所有的前进步伐都同时使末日离我们更近，并且那些快乐的口令诸如更远、向前等等让我们听到的是死神的淫荡声音，它诱使我们加速赶过去。
（倘若前进一词的诱惑具有了普遍性，那是不是首先因为死神已然在很近的地方跟我们说话？）
在阿诺德·勋伯格建立他的十二音体系帝国时代，音乐前所未有地丰富并沉醉于其自由之中。末日如此之近的想法不会触动任何人。毫无疲倦！毫无暮气！激励勋伯格的是青春勃发的大无畏精神。由于选择了向前进的惟一道路，他心中充满着理直气壮的骄傲。音乐的历史就在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中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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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音乐的历史真的结束了，那么音乐还剩下什么呢？静音吗？
算了吧！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音乐，比它辉煌的时代要多出数十倍、数百倍的音乐。它从挂在房屋墙上的扩音器里传出，从安在住房和饭店里的可怕的音响装置里传出，也从人们上街拿在手里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
勋伯格死了，埃林顿死了，但吉他却永在。一成不变的和声，庸俗平常的曲调，以及既刺耳又单独的节奏，这就是音乐所留下来的，这就是音乐的永恒。凭这些简单的音符组合，世界便可以博爱，因为是存在本身在这些音符的组合中兴高采烈地呼喊我在这儿。没有比与存在的简单融合更喧闹、更一致的融合了。伴着这些音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拉起手来，捷克人和俄国人亲如一家。一个个身体随着音符的节奏在跳动，为意识到自己存在而陶醉。正因为如此，贝多芬的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经历过在吉他上千篇一律的反复敲打所煽起的巨大的集体狂热。
在爸爸去世前的一年左右，我和他围绕着一个建筑群做例行散步，歌曲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们越是悲伤，扬声器就越是为他们演奏。它们请被占领国家忘记掉苦难的历史，投入到生活的欢乐之中。爸爸停下来，他抬头看着那传来噪音的设备，我觉得他有要紧的话想对我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用来集中注意力，用来表达他的思想，然后他缓缓地、吃力地说：“音乐的愚蠢。”
他这么说是想表达什么呢？他要侮辱他终生热爱的音乐吗？不，我认为他想对我说的是，存在着一种音乐的原始状态，一种早于它的历史的状态，早于它的第一次追问、第一次思考、第一次有动机有主题的组合的状态。音乐的这一初始状态（即没有思想的音乐），反映着与人类共生的愚蠢。为了将音乐从这原始的愚蠢中提升起来，人们在精神和心灵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画出了跨越几个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道壮丽的曲线，它在运行到最高点的时候熄落下来，宛如一道焰火。
音乐的历史终有完结，而吉他的痴傻却是永恒的。今天，音乐回到了它的原始状态。现在它所处的是最后一次追问、最后一次思考之后的状态，是历史终结之后的状态。
一九七二年，当捷克流行音乐歌手卡莱尔·克劳斯去国外以后，胡萨克害怕了。他马上（一九七二年八月）就往法兰克福给他写了一封私信，下面我完整引用其中的一段：“亲爱的卡莱尔，我们不怨您。回来吧，我求您，我们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我们会帮助您，您会帮助我们……”
就稍稍反思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吧：胡萨克连眼睛都没眨就放走了医生、学者、天文学家、运动员、导演、摄影师、工人、工程师、建筑师、历史学家、记者、作家、画家，任他们移居国外，但是他不能接受卡莱尔·克劳斯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卡莱尔·克劳斯代表着没有记忆的音乐，在这一音乐中永远地埋葬了贝多芬和埃林顿的尸骨，帕莱斯特里纳和勋伯格的骨灰。
遗忘的总统和音乐的痴傻儿恰好结成一对。他们为同一部作品工作着。“我们会帮助您，您会帮助我们。”他们彼此不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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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的时候，置身于以音乐智慧为主导的高塔之中，听到外面传来没有灵魂的嘶喊那单调的节奏，想象着伴着这样的节奏四海之内皆兄弟似的情形，确让我们产生怀恋之情。时刻不离贝多芬是危险的，所有拥有特权的位置也是同样危险的。
过去，塔米娜一直有些羞于向别人承认她和丈夫在一起很幸福。她担心这样做就给别人一个讨厌她的口实。
今天，她在两种情感之间摇摆：爱情是一种特权，而所有的特权都是不应得到的，应该为之付出代价。因此，她是因为受到惩罚才来到儿童岛的。
但是，这一情感马上就让位给了另一个：爱情的特权不仅是个天堂，也是个地狱。爱情中的生活是在不断的紧张、恐惧和没有间歇中发生的。她现在置身于儿童之间，正是为了获得安宁和坦然的奖赏。
一直到目前为止，她的情欲总是被爱情占据的（我说“占据”是因为性不是爱，它只是爱情据为己有的一块领土），它具有某种戏剧化的、负责任的、严重的性质。这里，在孩子们中间，在了无意义的国度，性活动最终又恢复到它的原始状态，再次变成一个产生身体快感的小玩意儿。
或者，我换一种方法来表达：从与爱的魔鬼般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性欲，变成了天使般单纯的一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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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孩子们对塔米娜的第一次强奸还具有这种出乎意料的意义的话，那么，同样情形的不断重复很快就失去了它传递某种意义的特性，变成了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肮脏的例行公事。
孩子们之间很快就有了纠纷。热衷于这些爱的游戏的人开始讨厌起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人来。而在成为塔米娜情人的那些儿童中，在自以为受到保护和自以为受到排斥的孩子之间，敌意日渐增长。所有的这些恩怨都开始返回到塔米娜身上，让她难以容忍。
有一天，当孩子们俯在她赤裸的身体上的时候（他们或跪在床上，或站在一边，或跨在她身体上，或蹲在她头侧、蹲在她两腿之间），她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一个孩子掐了她的一个乳头。她发出一声喊叫，难以控制自己：她把他们全都赶下床去，并挥臂乱打一气。
她知道这一疼痛并非出于偶然，也不是源自性欲：有一个孩子憎恨她，想伤害她。她结束了和孩子们的爱情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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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在凡事凡物轻如微风的国度里，就不再有安宁。
他们正玩着画格跳房子的游戏，从一个格子跳到另一个格子，先是右脚单跳，后是左脚单跳，最后是双脚并跳。塔米娜也跟着跳。（我看见她的高大身体在孩子们的小身影中跳着，她的头发在眼前飞来飘去，她心中涌起无限的烦恼。）这时候，金丝雀组的儿童开始喊叫起来，说她踩线了。
当然，松鼠们是不同意的：她没有踩线。两组儿童低头去看线，寻找塔米娜的足迹。可是划在沙上的线轮廓不清，塔米娜的鞋印也不是很明显。事情有了争议，孩子们叫骂起来，闹腾了一刻钟，他们越来越争执不休。
这个时候，塔米娜做了个致命的动作；她举起手臂说：“好吧。同意，我踩线了。”
松鼠们开始向塔米娜喊叫说，不是这样的，她疯了，她在撒谎，她没有踩线。但是，他们败下阵来。由于塔米娜否定了他们，他们的说法就失去了分量，金丝雀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叫。
松鼠们暴跳如雷，他们冲着塔米娜叫喊，骂她是叛徒，一个男孩猝不及防地推了她一下，她几乎摔倒。她要打他们，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信号，大家一起拥向她。塔米娜自卫着，她是成年人，她有力气（并且充满怒火，是的，她击打着这些孩子，就像击打着生活中所有让她一直痛恨着的东西一样），孩子们流鼻血了，但是一块石头飞过来，击中塔米娜的前额，塔米娜摇晃了一下，她以手扶头，她流血了，孩子们散开了。突然间鸦雀无声，塔米娜慢慢回到宿舍。她回到自己的床上，决定再也不参加他们的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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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塔米娜站在宿舍中央，宿舍里满是躺下的儿童。她是个目标。有孩子在一个角落喊：“奶子，奶子！”所有的声音像合唱一样喊起来，塔米娜听到了有节奏的高喊：“奶子，奶子，奶子……”
她下腹的黑毛和美丽的乳房，不久前还是她的骄傲、她的武器，现在成了被辱骂的对象。在孩子们的眼里，她成人的生命成了某种可怕的东西：乳房像个肿瘤一样荒唐，下腹是非人的，因为那毛让人想起动物来。
现在，她被围捕着，他们在整个岛上把她追来追去，向她扔木块和石头。她隐藏，她逃跑，她听见四面都喊着她的名字：“奶子，奶子……”
强者被弱者追着跑，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耻辱的了。但是他们人多势众。她逃来逃去，她为逃跑感到羞耻。
有一天，她给他们设下埋伏。他们是三个人；她打其中的一个，直到把他打倒，其他两个跑开了。她跑得更快，抓住了他们的头发。
这时，一张网落到她身上，还有其他的网。是的，那是宿舍前面挂得很低的那些排球网。他们在那儿等着她。那三个被她痛打的孩子原来是诱饵。现在她被困在一堆相互纠缠的网中，她蜷曲着，她挣扎着，而孩子们一边叫喊，一边把她拖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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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儿童这么坏呢？
别这么说！他们一点儿也不坏。相反，他们心地善良，并且不停地互相表明他们的友谊。没有一个孩子想独占塔米娜，每时每刻都听得到他们在说：“你看，你看。”塔米娜被俘获在乱网之中，网绳划破了她的皮肤，孩子们纷纷指着她的血、她的泪、她疼得咧嘴的样子让别人看。他们慷慨地把她互相赠予。她成了他们手足之情的纽带。
她的不幸，不是因为孩子们的恶意，而是因为落到了他们的世界的边界之外。人不因屠宰场在宰牛而愤慨，牛对于人来说是在法律保护之外的。同样，对孩子们来说，塔米娜也是在法律保护之外的。
要说有人充满了强烈的仇恨的话，那是塔米娜，而不是儿童们。他们让人痛苦的愿望是一个积极的、快乐的愿望，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欢乐。他们之所以让处在他们的世界以外的人痛苦，只是为了颂扬他们自己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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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会侵蚀掉一切，所有的欢乐、所有的消遣都会因再三重复而让人兴致索然，孩子们对塔米娜的围捕也不例外。再说，孩子们也确实不是很坏。当塔米娜蜷缩在排球网中躺着的时候，那个往她身上撒尿的小男孩总有一天会向她发出天真灿烂的微笑。
塔米娜又参加他们的游戏了，但默默无语。塔米娜又一个一个地跳上了格子，首先是单脚跳，然后是另一只脚，然后是双脚并跳。她再没有进入过他们的世界，但她也需小心不要落到他们的世界之外。她努力做到正好站在边界线上。
但是，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这一暂时平静、这一波澜不兴、这一临时协定，其本身就包含着永无止境的恐怖。如果说在此前的被围捕动物的生活让塔米娜忘却了时间的存在和时间的无限的话，那么现在，被击打的暴力减弱以后，时间的荒漠在昏暗中显现出来，残酷且压抑，与永恒无异。
请把这一画面铭记在记忆之中：塔米娜要跳格子，单脚跳，然后另一只脚跳，然后双脚并跳，她还要把是否踩线看得十分重要。她要这样日复一日地跳下去，并且在跳着的时候，她要背负着像十字架一样日复一日加重的时间的重负。
她还向后看吗？她还想她的丈夫和布拉格吗？
不。现在再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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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翻的历史古迹的幽灵在主席台上游荡，遗忘的总统站在台前，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儿童们在鼓掌，叫着他的名字。
自那以后，八年过去了，但他的讲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同当时透过开着花的苹果树树枝传过来时一样真切。
他说，“孩子们，你们就是未来。”现在，我知道了这句话有着与乍看上去不一样的另外一层意思。孩子们不是因为终有一天也长大成人才代表着未来，而是因为人类越来越接近儿童，因为儿童是未来的形象。
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孩子们，永远也不要向后看”，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容忍未来被记忆的重负压弯了腰。而儿童是没有过去的，他们的微笑中那神奇的天真的所有秘密就在这里。
历史是一系列昙花一现的事变，而永恒的价值在历史之外传承着，它们是固定不变的，不需要记忆。胡萨克是永恒不变的总统，不是昙花一现的总统。他是和孩子们站在一起的，而孩子们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看，听，摸，喝，吃，撒，拉，入水和看天，笑和哭”。
据说，胡萨克给孩子们讲完话后（在此之前我已经关上窗子，而爸爸又准备骑上他的马了），卡莱尔·克劳斯走到主席台上，唱了起来。胡萨克的脸上挂着激动的泪花，泪花里折射出四下发出的灿烂的阳光般的微笑。就在此时，一条奇迹般的大彩虹在布拉格上空划出了一道弧线。
孩子们抬起头来，他们看见了彩虹，他们笑着鼓起掌来。
音乐的痴傻儿唱完了他的歌曲，遗忘的总统张开双臂，叫喊起来：“孩子们，活着是幸福的！”
26
岛上响起了又唱又叫的歌声，电吉他发出嘈杂的声响。一台收录机放在宿舍前游戏场的地上。旁边，有一个男孩。塔米娜认出来，他就是那个曾和他一起来到岛上的摆渡人。她警觉异常。如果他是摆渡人，那么渡船就应该在这里。她知道不应该错过这次机会。她的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着，从这一时刻起，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跑。
那男孩眼盯着收录机，摆着胯。一些孩子跑过来，和他一起扭动：他们向前抛起一只手臂，一会儿是这只，一会儿是另外一只，他们把头向后仰起，他们伸出食指摆动起手来，如同威胁着什么人一样，他们的叫喊和收录机里传出来的歌声混杂在一起。
塔米娜躲在一棵梧桐树粗壮的树干后面，她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但是她不能看不见他们。他们的动作带着成人的那种卖弄风情似的挑逗，他们把两胯向前动一下，然后向后缩一下，就像在模仿着交媾动作。出现在儿童身体上的这些淫秽动作消除了下流与天真、纯洁与卑鄙之间的对立。性欲变成了荒谬，天真变成了荒谬，词汇变了质，而塔米娜则感到极为不适：就好像她胃里有一个空囊一样。
傻呆呆的吉他声在回响，孩子们在跳着，他们卖弄风情似的把腹部向前挺起，塔米娜感觉到来自没有重量之物的不适。胃中的空囊，正是不能容忍的重量的缺失。正像一个极端可以随时转化成另一个极端一样，到达了极点的轻变成了可怕的轻之重，塔米娜知道她一秒钟也不能再忍受了。她转过身去，跑了起来。
她跑向通向水边的林阴道。
她来到岸边，四下看了看。但是没有船。
同第一天来时一样，为了找到船，她顺着岸边绕岛跑了一圈。但她没有看到船，哪儿都没有。最后，她来到了梧桐树林阴道从水边起始的地方。她看到了兴奋的孩子们在这边跑着。
她停下来。
孩子们看见了她，大声叫喊着向她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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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跳到水里。
她不是因为害怕。她想了很久了。不管怎么样，坐船到岛上这段路不是很长。看不到对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游到那边去不需要超人的力气。
孩子们喊叫着冲向塔米娜刚刚离岸跳入水中的地方，她的身旁落下了一些石块。但她游得很快，马上就来到了他们那瘦弱的胳膊挥舞不到的地方。
她游着，很久以来，她都没有感觉到如此的舒畅了。她感觉到她的身体，感觉到自己先前的力气。她一直是游泳健将，她游水的动作给自己带来快乐。水很凉，但这一清凉让她欢喜，就好像它在洗涤着她身体上落下的孩子们的各种污秽，他们所有的唾液，所有的目光。
她游了很久，太阳缓缓地落入水中。
然后，暮色加重起来，过一会儿天完全黑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塔米娜尽力顺着同一个方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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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要回到哪里呢？布拉格吗？
她连它的存在都忘记了。
回到欧洲西部的小城吗？
不。她只是想离去。
那就是说，她想寻死吗？
不，不，不要这个。相反，她生的欲望很强。
可是，她要去什么样的世界生活，对此她总该有个想法吧！
她没有想法。归根结底，现在她只剩下了强烈的生的渴望，还有她的身体。只剩下这两样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她想把它们从岛上夺下来，救下它们。她的身体和生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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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起来。她眯缝起眼睛想看一看对岸。
什么都没有，只有水。她回头看了一下。不太远的地方，也就是一百来米的样子，就是那绿色小岛的岸边。
什么！她在原处游了整整一夜吗？她沮丧至极，并且从没有了希望那一刻起，她就感觉到四肢乏力，水冰冷刺骨。她闭上眼睛，努力了一下想继续游下去。她不再想到达对岸了，现在她只想着死，她想在水中的某个地方死去，远离任何接触，一个人，只与鱼相伴。她的眼睛闭上了，因为刚才有一会儿昏昏欲睡，水进入肺腔，她开始咳嗽，呼吸急促，而正在咳嗽的时候，她忽然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
她停在原处，咳嗽着，看着周围。不远的地方，出现了满载孩子们的船。他们叫着。当他们看到她看见了他们之后，就不做声了。他们眼睛盯着她，向她接近。她看到他们兴奋不已。
她担心他们要救起她，强迫她像以前一样和他们玩游戏。她感到精疲力竭，四肢僵硬。
船就在旁边，五张孩子脸贪婪地俯过来。
塔米娜绝望地摇晃脑袋，就好似对他们说：让我死吧，别救我。
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孩子们没有做任何动作，没有人递给她一只桨，没有人伸过手来，没有人想救她。他们只是睁大贪婪的眼睛看着她，观察她。一个用桨掌着舵的男孩，把船划得更近了。
她已呛了几口水，她咳嗽着，挥着手臂，感觉自己不能再撑在水面了。她的双腿越来越沉，注满了铅一样拖着她下沉。
她的头落到水里了。她剧烈地动作着，好几次成功地浮出水面；每次都看见那条船和观察着她的孩子们的眼睛。
然后，她从水面上消失了。
<hr/><ol><li>[11]Max Brod（1884-1968），奥地利作家，因与卡夫卡为友并在后者死后编辑出版其作品而闻名。​</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