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拥有考查时期的，附近这个村子里就有一党员和两个预备党员，都是农民。不管什么职业或者阶层都是国民，我们和农民、工人的关系也是极好的，我们兴民党是促进国民致富。国民越富国家就越强，越来越富就越来越强，现在我们贫穷不要紧，但是不要麻木地安于贫穷或者限制国民致富，这会让我们种花国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去过美国……”

赵清漪又将自己在美国认识的华人华工会受到歧视，同工却赚得更少的现状说来，还有她在购买机器时面对美国人的那一句语气很平常的话却如饮冰的心情说来。

如果国家强了，哪里会这样呢？

赵清漪苦笑道：“早年哲学家罗素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来过我国，评价我国国民：贫穷、懦弱、缺乏同情心或者勤劳、肮脏、迟钝。我觉得贫穷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穷得吃不饱饭当然无精打采和懦弱。贫穷到没有希望，当然缺乏同情心。最可悲的是勤劳还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没有保障，民生也是空的。我们也会发展有觉悟的农民、工人为党员，希望他们所代表的种花最广大的族群的民权可以得到我们党内的支持，他们中的党员可以带动他们身边的人去实现民权，从而解决民生。”

小孙先生忽然问：“难道兴民党和大同会一样，想要土改吗？”

赵清漪一听他这种试探的敏感问题，微笑道：“土改不是大同会提出来的，而是令尊孙先生提出来的。驱除鞑虏、恢复种花、建创民国、平均地权。可见孙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激进的土改是有问题的，毕竟也有很大部分的小地主的地产是靠着勤劳积累下来的，而也有部分的无地者是懒惰挥霍掉了，这个是要辨别的。如果我勤劳苦干二十年，积累了五十亩的土地，几个泼皮懒汉把他们父母的挥霍掉后二话不说要来分我的地产，那我绝对是反对的。”

几大民主党派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们现在响应大同会的联合抗日，却是不能接受激进土改的。

伍先生当然发现几个民主党派的态度，这样说来大同会反而会被他们孤立。

但伍先生偏偏觉得这个女党魁并不排斥大同会，对他也格外礼遇。

伍先生道：“其实我们大同会早在1926年也是提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倡议，只不过后来被清党才改了政策。这个问题，我们大同会不是没有想过。”

大家面色才缓合了。

赵清漪道：“党派之争，我觉得求同存异才是上策，任何单一的思想我觉得都有自掘坟墓之险。就像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发展到了明清，儒家其害不浅，所以才有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假设当初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等全都发展良好，百花齐放，别说现在的西方列强了，也许就没有西晋后的五胡乱华，没有崖山亡国之恨，也没有我汉人为奴三百年、落后这三百年。如果党同伐异杀尽国人中的异党能人，那杀得尽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者吗？一党之孤家寡人怕是就会和明清腐朽的儒家一样了，列强欺来怕是要打不过，难道要学西太后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这话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在场人也不禁暗自叫好，感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怕小命不保。

但是此时正是统一抗日时，赵清漪还不害怕，当发现有这么多的学生时，她想有脑子的统治者应该不会杀她，将这个群体推离自己。

孙夫人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而这个国家与民族是我们共同的花园。”

伍先生也笑着称是，而各位大佬自然也没有这时反对。

赵清漪又带着有兴趣的朋友参观了自己的“开心农场”，倒是许多人都有点心思要西迁，毕竟他们也不是军人。可惜，现在的蜀省中地价在上升，比之赵清漪当年贵了一倍有余，这可不是容易的。

党代表大会和参观交流结束后，各大党派的朋友和代表都返回了家乡。

这时候，有十个同志负责主办《兴民日报》，包括陈子豪在内的洪门的十个成员合资，从国外进口了印刷设备办了印刷厂，代加工着报纸印刷的工作。

到了7月1日，《兴民周报》第一期出版了，也找好了从事货运的朋友能把报纸带去外省。《兴民周服》第一期的发行量就达三万份，有一万份是省内消化，而其它是运往外省。

在7月5日时，赵清漪抽空去参观报社时，几个年轻的同志还因为成绩非常兴奋，按照这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报社不但能养活记者们，还能盈利。兴民报社属于第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却可以盈利的党产。

他们觉得很高兴，赵清漪却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