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学，食堂吃完午饭，向心仪的女孩子表白，她一直异样地看着我。后来才知道我脸上挂着饭粒。

2 几年前，电话采访，说半天驴唇不对马嘴，于是想在电话本里把这个记者的名字存成“傻记者，再不接”，手机是诺基亚的塞班系统，一走神把存入电话本选成了发送一个信息，脑子抽筋了居然没发现，直到按确认，手机显示信息已发送才回过神。恨不得空中把这消息抓回来。揪心等待半天，记者回了个短信，是省略号。出于愧疚，以后每次都接他电话采访。

3 汽车比赛试车，上去开了半天，感觉不对，指责车队将我的幸运反光镜以及女朋友送的爱心排档头都换了。车队问半天，没查出是哪个技师干的。我再去检查时又完好如初。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某天我为队友试车，才发现那次是我自己爬错了一台。

4 一次开车，红灯停车，被追尾，下车，后车司机愤怒道，你为什么踩刹车。我居然条件反射来了一句对不起。缓过神来才问对方，你为什么不踩刹车。

5 小学放学都是骑自行车回家，从大马路拐到回家的小路是个下坡的高速弯，每次都喜欢全速下坡，享受劈弯快感。弯道边是个老人活动室，观众多，所以更兴奋。终于有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得鼻青脸肿。因为我忘了自己那天是从马路的反方向骑过来的。

6 初中第一次约会，骑车后座带女孩子，蹬得格外卖力，链条断了。

7 好几年前，记者问我对网络恶搞你是同性恋怎么看，你是攻是受。当时不懂攻和受的意思，回了一句，我当然是公。

东望洋

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几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第一次去澳门，到了传说中的东望洋赛道，也知道了澳门其实不兴吃豆捞。

最早看到东望洋街道赛是从电影《阿郎的故事》里，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参加摩托车赛，高速撞墙，最终在一片火焰里死去。我很多次宽慰朋友说，这是电影，导演需要阿郎死。替身很疼的。真实的赛车很安全。

真实的世界里不能重拍，也没有替身。赛道上昨天就有噩耗，一位来自欧洲的摩托车手路易斯撞车身亡，另外一位重伤。今天又知道了香港车手邱先生发生发生意外，最终不治。59届的澳门格林披治如同此刻澳门上空一样灰霾。两天两位车手离开，如同1994年的伊莫拉。作为同行，也只能在这冬雨里向文华东方弯的方向敬支烟，洒杯酒。

自从开始这职业，就一直听闻眼见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车手去世。今天还是对手，明天就永隔了。发生意外的弯道就在我住的酒店楼下几百米处。这两年写了太多关于朋友离开的文字，也不知说什么好。家人一直劝我退役，说一来说危险，二来以后你老了，成绩差了，人们都会落井下石的，趁这两年不错，急流勇退吧。说的都没错。

但，如果你准备好去打仗，你就得知道敌人扔过来的不会是面包，你准备好去探险，就得知道山谷里没有七尺大床。对于刚过了三十多的人来说，以往的岁月可能是不断的迎接新人进你的生命，以后的岁月也许会不停的送走旧人出你的生活。当然更不排除每一个自己走得更快。写东西的人都爱谈生死，觉得深刻，有人喜欢看透，有人喜欢解构，往往没怎么经历过的人会有感悟一堆，经历越多反而要说的越少，死去活来的那些也许早就生死疲劳了。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几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我常想起死去的那些朋友们。我能做的就是躺下睡觉，闭眼，再睁眼，把车的反光镜涂成黑色，绑上安全带，戴上头盔，停到发车位，继续。

用自己的小说里的几句话来结尾吧：

“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但是你已经用掉了一次帮助的机会，再见了，朋友。”

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写作和说话

我们到现在看到的所谓舆论环境的好转或者恶劣，都是因为科技和载体的变化。很多改变是被迫做出。但这也是好事。

你的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对于你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的反响，你有怎样的期望和担忧？

我对此没有什么大的期望，甚至都没有关心自己的文字什么时候被翻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