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件的力量，以及积淀在其中的回忆，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幻想力和记忆力的表现。别的时候我绝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甚至会觉得这些低俗的放在篮子里的埃迪尔内肥皂，用肥皂做的葡萄、木梨、杏子和草莓，因为成为了游戏的奖品，才会让我想起除夕夜感到的深切安宁和幸福；我在凯斯金家餐桌上度过的那些神奇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人生那慢慢流淌的温和的音符。但我真诚而朴实地相信，这些情感不单单属于我，多年后见到这些物件的博物馆参观者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为了给我的这个信念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这里展出那些年除夕夜开奖的新年特别彩票。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每年买一张在12月31日晚上开奖的彩票，把它当做通姆巴拉的一个奖品。无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对于得到那张彩票的人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同样的一句话：

“太好了，今晚你真幸运……看看，说不定你还能中大奖呢。”

1977年到1984年的八年除夕夜里，因一个奇怪的巧合，芙颂竟然六次得到了彩票。但等到当夜抽奖结果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宣布后，依然因为一个奇怪的巧合，她没中到过任何的奖金，包括最小的“保本”奖。

无论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在赌博、运气和人生的问题上（特别是塔勒克先生和客人们玩纸牌时）有一句总会被重复的警句。这句话同时也是对输家的调侃和安慰。

“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所有人都会在合适时机说的这句话，我是在1982年的除夕夜，电视直播并由安卡拉第一公证处公证的抽奖结果宣布后，在芙颂仍然没中到任何奖金时，带着醉意和不假思索说出来的。

“鉴于您在赌场的失意，芙颂女士，”我模仿着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优雅英国绅士的口吻说，“您将在情场上得意！”

芙颂也像电影里的一个聪明、文雅的女主角那样，毫不犹豫地说：“凯末尔先生，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

1981年底，因为我相信，横亘在我们爱情前面的障碍几乎被我跨越了一半，因此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一句可爱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上午，1982年的第一天，当我彻底从酒精里清醒过来，和母亲一起吃早饭时，我恐惧地想到，也许事实上芙颂说的是一句双关语。因为“情场得意”所暗示的幸福，很显然并不是芙颂日后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生活的幸福，而是另外的一样东西，从她那调侃的语气里我明白了这点。

后来，我又认为自己是因为过分的猜疑而想到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让芙颂（和我）说这些没水平的双关语的东西，当然是那句把爱情和赌博联系在一起、不断被重复的话。

纸牌游戏、国家彩票的抽奖、通姆巴拉以及饭店和娱乐场所里的那些大告示，把除夕夜日益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喝酒、赌博的放荡之夜。像《民族报》《翻译》和《每天》那样的保守派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激愤文章。我记得，生活在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的一些有钱的穆斯林家庭在年前，会像电影里的基督徒们在平安夜所做的那样，买一棵松树来装扮，这些松树还会拿到大街上展示。母亲对此也感到了不舒服，尽管她没有像宗教媒体那样说一些买松树的熟人“堕落”或是“异教徒”，但她说他们“没脑子”。母亲有一次在餐桌上对奥斯曼那个想买松树的小儿子说：“我们本来就没太多的森林……别让我们再去破坏松树林了！”

除夕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会出现成千上万卖国家彩票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走进富人的街区。1980年12月里的一个傍晚，当我在挑选通姆巴拉奖品时，我看见四五个刚放学的男女高中学生，在捉弄一个在我们家对面街上卖彩票的圣诞老人，他们说笑着撕扯着他那用棉花做成的白胡子。走近后我明白，扮成圣诞老人的是我们对面那栋公寓楼的看门人。当孩子们撕扯着他的白胡子羞辱他时，哈伊达尔拿着手上的彩票低下了头。又过了几年，塔克西姆的马尔马拉酒店里的蛋糕店，为迎接新年摆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宗教主义者放在那里的一颗炸弹爆炸后，保守派对赌博、酗酒的除夕娱乐的愤怒也更加激烈地显露了出来。我记得，凯斯金他们一家人对这起爆炸事件的重视不亚于除夕夜将在国家电视台出现的肚皮舞娘。尽管保守派的报纸上刊登了许多激愤的批判文章，但在1981年，那时的著名肚皮舞娘塞尔塔普还是出现在了电视上，只是她让我们，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因为TRT的管理者让身段优美的塞尔塔普穿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别说是那“举世闻名”的肚子和酥胸了，就连她的腿也看不见了。

塔勒克先生说：“你们这些可耻的小丑，还不如让女孩裹着床单上台呢！”其实塔勒克先生看电视时很少生气的，不管喝了多少酒，他都不会像我们那样对屏幕上的人评头论足。

有些年，作为通姆巴拉的奖品，我给内希贝姑妈他们带去了从阿拉丁小店买来的挂历。1981年的除夕夜，芙颂赢了挂历，那年在我的坚持下，挂历被挂在了电视和厨房之间的墙上，但我不在的那些日子里，谁也不会去撕挂历。而事实上每张挂历上都会有一首诗、历史上的今天介绍和做礼拜的时间，另外挂历上还有一个让不识字的人明白做礼拜时间的钟面，还有为那天推荐的菜谱以及烹调方法、历史故事和笑话，外加一句关于人生的警句。

有天晚上我说：“内希贝姑妈，你们又忘撕挂历了。”那时电视节目已经结束，士兵们迈着正步已把国旗升起，我们也都喝了很多拉克酒。

“又过去了一天，”塔勒克先生说，“感谢真主让我们有饭吃，有房子住，我们的肚子饱饱的，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人生还能有什么奢求！”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夜晚结束前塔勒克先生说的这些话，尽管我一来就发现挂历没被撕去，但我还是会到临走前才说起这事。

内希贝姑妈会接茬说道：“而且是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说完这话，她会探过身去亲吻芙颂，如果芙颂不在身边，她会叫道，“来，过来，我任性的女儿，过来让你妈妈亲亲你。”

有时，芙颂会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坐到她母亲的怀里，内希贝姑妈会长久地抚摸她，亲吻她的胳膊、脖子和脸颊。无论母女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八年时间里，她们从未放弃过这种让我深受感动的示爱仪式。她们笑着互相亲吻时，尽管芙颂非常清楚我在看她们，但她从来不会朝我看一眼。当我看见她们那种幸福的样子时，我会感觉自己很好，会不太为难地立刻起身告辞。

有时听到“我们爱的人”这句话，不是芙颂坐到她母亲的怀里，而是日益长大的邻居孩子阿里坐到芙颂的怀里，芙颂亲吻他一阵后会对他说：“你快走吧，要不你的爸妈会怪我们不放你走了。”有时，芙颂会因为上午和母亲吵过架而生气，当内希贝姑妈说“女儿，过来”时，她会说“行了，妈妈！”那时内希贝姑妈就会说：“那就去把挂历撕了吧，别让我们搞不清日子。”

那时芙颂会一下子高兴起来，撕下挂历后会笑着高声朗读上面的诗歌和菜谱。内希贝姑妈会说“对啊，让我们用葡萄干和木梨做水果羹吧，好久没做了”，或是“是啊，朝鲜蓟出来了，但巴掌大的朝鲜蓟是不会好吃的”一类的话。有时她也会问一个让我紧张的问题：“我做菠菜馅饼，你们要吃吗？”

如果塔勒克先生没听到这句问话或是那晚他不开心，他就不会作答，那时芙颂也会什么话也不说，开始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明白芙颂是因为残忍和好奇才这么做的，因为她知道我不能像是凯斯金家的一员那样对内希贝姑妈说该烧什么。

“芙颂很喜欢馅饼，内希贝姑妈，您一定要做！”我会这么说来摆脱困境。

有时塔勒克先生会让芙颂撕下挂历，然后把那天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读一下，芙颂也会读。

“1658年9月3日，今天奥斯曼军队开始包围道皮奥城堡”，或是“1071年8月26日，今天的曼济科特广场战役<small>33</small>后，阿纳多卢的大门向土耳其人打开了。”

塔勒克先生会说“嗯。拿来给我看看……他们把道皮奥写错了。拿走吧，现在再给我们念一下今天的警句……”

芙颂念道：“家就是填饱肚子、心有所系的地方。”当她开心地带着玩笑在念时，她的目光突然和我的相遇了，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瞬间我们都沉默了，仿佛大家都在思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出现过很多神奇的沉默时刻，像人生的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形式、我们为什么而活那样，许多在别的地方我不会想到的问题，会在他们家餐桌上心不在焉地看电视、用余光看芙颂、和塔勒克先生闲聊时想起。我喜欢这些神奇的沉默时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明白这些让我们感到人生神秘的时刻，是因为我对芙颂的爱情才变得那么深刻和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让我想起它们的那些东西。那天芙颂念完后扔到一边的这张挂历，就是我用再看一遍的借口拿来，随后趁别人不注意时装进口袋藏起来的。

当然不是每次我都是这么轻松的。从凯斯金家拿东西时我也碰到过很多尴尬的时刻，我不想说它们来延长我的故事，也不想让它们来把我的故事变得可笑，但我要说1982年的除夕夜发生的一件小事：在我带着从通姆巴拉赢来的手帕离开前，开始日益仰慕芙颂的邻居孩子阿里走到了我身边，除了一贯的调皮他身上还多了另外一种神态：

“凯末尔先生，刚才您不是赢了一块手帕嘛……”

“是的。”

“那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手帕。我能再看一眼吗？”

“亲爱的阿里，我不知道把它放哪儿去了。”

“我知道，”那小子说。“您把它放进这个口袋了，一定在那里。”

他几乎要把手伸进了口袋。我往后退了一步。外面在哗哗地下着雨，所有人都聚到了窗前，没人听见孩子在说什么。

“亲爱的阿里，很晚了，但你还在这里。待会儿你爸妈要怪我们了。”

“我马上就走，凯末尔先生。您会把芙颂的手帕给我吗？”

我皱起眉头，轻声说道：“不会，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