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律地见芙颂，让我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因为晚上睡得好，每天上午我很早就去办公室。（哈尔比耶那栋公寓楼的侧墙上英格还在笑吟吟地喝着梅尔泰姆汽水，但据扎伊姆说，广告对汽水的销售已没太多帮助了。）因为脑子不再过多地想着芙颂，因此我不但能够很好地工作，还可以发现别人设下的圈套，作出应对的决定。

奥斯曼委托凯南管理的泰克亚伊，就像预料的那样，在短时间里成了萨特沙特的竞争对手。但这不是由于凯南和哥哥的成功管理，而是因为每次想到他的野马轿车、工厂和他对芙颂的爱情，都会让我忧伤的纺织品商人吐尔嘎伊先生，——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一点也不嫉妒他了——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销售留给了泰克亚伊。吐尔嘎伊先生用他一贯的优雅似乎已经忘记了没被邀请去订婚仪式的事情，现在和奥斯曼还开始了家庭间的交往。冬天他们一起去乌鲁达山滑雪，一起去巴黎、伦敦购物，还订阅了相同的旅游杂志。

我对日益壮大的泰克亚伊的侵略性感到惊讶，但也无计可施。凯南毫无顾忌地用高薪把几个新近被我招进公司的年轻、雄心勃勃的管理者（两个因为他们的勤奋和诚实多年来一直是萨特沙特顶梁柱的中年管理者）挖去了他的公司。

有几次吃晚饭时，我对母亲抱怨了哥哥对我的欺诈和他为了赚钱针对父亲创建的萨特沙特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母亲以“别让我介入你们的事情”为由，没有帮我。我认为因为奥斯曼的灌输，母亲从我离开茜贝尔的事情上，私生活中那些神秘的怪异上，以及我以为她对我去凯斯金家的事情略有所闻上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无法好好地管理父亲留下的公司。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我对凯斯金家的造访、我和芙颂的对视、我们的晚饭和交谈、冬夜也会开车去的海峡游玩，所有这一切仿佛都达到了一种时间以外的平凡（和美丽），一种总是在重复彼此的连贯。我们始终无法开始费利敦的艺术电影，但我们一直在作准备，就像过几个月就可以开始那样。

芙颂要么是已经明白，艺术电影还需时日，商业片则会把她一人独自留在危险的街道上，要么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样子。因为她用眼神向外宣泄的愤怒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些晚上，当我们的目光在家里的餐桌上交汇时，她不再像一个羞涩的女孩那样逃避我的目光，而会用一种让我想起自己所有缺点的愤怒直视我的双眼。那时，我会因为她释放了内心的愤怒而忧伤，但同时我也会感到幸福，因为我明白她感到跟我更亲近了。

晚饭结束前，我又开始问她：“芙颂，画儿画得怎么样了？”，费利敦在家时我也这么问。（自从安宁饭店那夜后，费利敦晚上也更少出去了，他在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本来电影业也不景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仨起身离开餐桌，去后屋看了很长时间芙颂那阵子正在画的鸽子。

我耳语般地说：“芙颂，我很喜欢你这么慢慢地耐心画画。”

费利敦用同样耳语的声音说：“我也是这么说的。让她开个画展！但她不好意思……”

芙颂说：“我画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最难画的是鸽子头上那些羽毛的光泽。你们看见了吗？”

我说：“是的，我们看见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认为费利敦那天晚上是因为要看《体育时间》才留在家里的，因为一听到电视里传来的进球声，他就跑出去了。我和芙颂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真主，和她一起静静地看她画的画，给了我莫大的幸福。

“芙颂，我很想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巴黎，去看那里的画，去参观所有的博物馆。”

这句大胆的话，是一种可以导致板脸、皱眉，甚至是不说话和生气惩罚的罪过，但芙颂很自然地对待了它。

“我也想去，凯末尔。”

像很多孩子那样，我也在上学时对图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和高中时，有段时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套房里“自学”画画，梦想日后要成为一名画家。那时，我怀揣类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绘画的童真梦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没有一个可以欣赏绘画的博物馆，也没有那些可以带着天真的乐趣翻看的图画和复制品书籍。但我和芙颂对绘画艺术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让我们开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鸟放大着色的乐趣。

我在凯斯金家越来越多地尝到了这种天真幸福的奇怪乐趣，随着这种乐趣的日益增加，他们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无聊了。和芙颂一起去看她画的画，跟踪画上的细微进展，每星期一次，甚至两次在后屋轻声谈论接下来她要画哪只鸟，是斑鸠、老鹰，还是海鸥，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

但是，在这里仅用“幸福”这个词是不够的。我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我在那间后屋体会到的诗意，那三五分钟给予我的深切满足感：这是一种时间停止、一切将永不改变的情感。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被保护、持久和在家的愉悦。另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是简单和美好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的心灵得以放松，如果用更夸张的辞藻来说，那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安宁的感觉，当然来自于芙颂优雅的美丽和我对她的爱情。在后屋能够和她交谈三五分钟，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也来自于我们身处的场所，那个房间。（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饭，我也会很幸福，但那会是另外一种幸福。）和地点、场所、精神状态有关的这种深切安宁，会和我在周围看见的那些东西，芙颂慢慢画着的画、地上的乌沙克<small>35</small>地毯的砖红色、布块、钮扣、旧报纸、塔勒克先生的老花镜、烟灰缸和内希贝姑妈织毛衣的家什一起，混合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深深地吸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出去前拿起一个小物件扔进口袋里，随后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那个顶针、扣子或是线团会让我想起所有这一切，会延长我的幸福。

内希贝姑妈，每次吃完晚饭，把锅子、盘子收拾进厨房，把剩菜放进冰箱后（博物馆参观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凯斯金家的那个冰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冰箱很神奇），会去后屋拿她那个织毛衣用的又大又旧的塑料袋，或者会让芙颂去拿。因为这同时是我们去后屋的时间，所以她会对芙颂说：“女儿，出来时带上我的毛钱袋！”因为她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线、聊天。尽管内希贝姑妈不反对我们单独待在后屋，但我认为因为她惧怕塔勒克先生，所以为了不让我们待得太久她会进来说：“我来拿毛线袋，《秋风》就要开始了，你们不来看吗？”

我们会去看的。八年时间里，我在芙颂他们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电影和连续剧。尽管我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和芙颂、他们家有关的各种小细节，即便是最荒唐的东西，但我会在短时间里完全忘记这些电影、连续剧、节日里的那些争论节目（“伊斯坦布尔的攻克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主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图尔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我只能记得它们中的某些时刻（这是时间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时刻”会和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脑海里那些难忘画面中的一半是电视上的图像，或者只是那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比如，电影里一个跑上楼梯的美国侦探的鞋子和裤管；摄像师不想拍，却不知为什么进入了画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烟囱；一个接吻画面上的（餐桌上的人会变得很安静）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在上千个看足球比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中间，一个依偎在父亲怀里的小女孩（大概是家里没有别人）；坎迪尔之夜<small>36</small>，跪拜在清真寺里的人群中一只穿着袜子的脚；土耳其电影里背景上的一艘通过海峡的轮船；坏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头盒子。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会和我斜眼看见的，当时正在看着那个画面的芙颂脸上的一个细节、她的一个动作连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着手的样子、她不经意地将手上的叉子放到盘子边上的样子、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掐灭香烟的样子。有时这些画面就像我们后来想起的梦境那样，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能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这些由疑问和图画构成的幻想，我跟画家们说了很多次，但我始终没能为自己的那些疑问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芙颂看到那一幕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是什么让她那么投入地进入了剧情？我很想去问她这些问题，但凯斯金家人看完电影后的交谈，更多是和电影的道德结论有关的，而不是电影对他们的影响。

比如，内希贝姑妈会说：“可耻的家伙终于得到了惩罚，但我还是可怜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