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因为宵禁开始后我们还在街上，所以谁也没来阻拦我们。我在车上想了很长时间小狗摆设在家里的意义，我先把它们拿去再把它们拿走的问题。小狗的消失他们是在十一个月后才发现的，可内希贝姑妈却以为他们是“立刻”发现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们家电视上面的小狗摆设其实都是收音机时代留下的。一起听广播时，脑袋会不由自主地转向收音机，那时眼睛就会在那里寻找一样有趣、让人镇静的东西。当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家里的壁龛后，他们就让小狗晋升到了电视机的上面，但因为现在眼睛全盯在屏幕上，因此谁也发现不了这些小动物。于是我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拿走了。

过了两天，我给凯斯金家拿去了两只陶瓷的小狗。

我说：“今天我在贝伊奥鲁的日本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它们。它们好像就是为了放在我们的电视机上面而被造出来的。”

“啊，它们太可爱了，”内希贝姑妈说。“凯末尔先生，您干吗要去破费。”

我说：“黑耳朵的消失让我伤心了。其实真正让我伤心的是它在电视机上的孤独。看见这两只狗开心、友好的样子，我想这次让两只快乐、幸福的小狗待在电视机上面就好了。”

内希贝姑妈问：“凯末尔先生，小狗的孤独真的让您伤心了吗？您真是个有趣的人。但我们就是因为您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喜欢您。”

芙颂在对我甜美地微笑着。

我说：“被丢弃在一边的东西会让我很伤心。中国人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有灵魂的。”

“前几天电视上说，我们土耳其人没从中亚过来之前和中国人打过很多交道。”内希贝姑妈说，“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颂，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啊，您把小狗们放在那里很好。是让它们这么面对面待着，还是朝我们待着，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突然塔勒克先生说：“让左边的那个朝我们待着，右边的那个冲它坐着。”

有时在谈话最奇怪的地方，在我们认为他压根没听我们说话的一个时候，塔勒克先生会突然插话，他会说一些表明他比我们更清楚细节的明白话。

他接着说道：“那样的话，它们既可以交朋友，不至于心烦，又可以看着我们，成为家里的一分子。”

即便我很想要它们，但一年多时间里我没去动那两只狗。我是在1982年把它们拿走的，那时每当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东西，我要么会在一边留下一些钱，要么会第二天立刻去买一样更贵的东西拿来给他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电视上既出现过针垫和狗，也出现过狗和卷尺那样奇怪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