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不言语，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临回房间睡觉前，母亲对我说：“你还真有眼光。她确实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女人。她会是你的好老婆。但你要小心，她好像吃了很多苦。当然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别让她心里的愤怒、仇恨，不管是什么了，来毒害你们的生活。”

“不会的！”

相反，一种把我们和生活、伊斯坦布尔、街道、人们，和一切相连的情感正在让我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当我在电影院里抓着芙颂的手时，有时我会感到她在轻轻地颤抖。有时她会把她的肩膀，甚至是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为了让她更好地靠在我的肩头，我会让自己斜靠在座椅上，我会用双手握住她的手，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去抚摸她的腿。头几个星期她不太愿意坐在包厢里，但现在也不再反对了。当我握着她的手看电影时，就像把脉的医生在指尖感觉病人最隐秘的伤痛那样，我会感到芙颂对我们看的电影作出的种种情感反应，于是，我还会因为带着她的情感解释来看电影得到很大享受。

中场休息时，我们小心翼翼地说起欧洲旅行的准备和慢慢一起出去见朋友的事情，但我从没提起母亲关于订婚的意见。我知道，订婚仪式不会顺利，会出现很多闲话，甚至在家庭内部都会产生不安，如果人请多了，会因为人多，如果不请又会因为我们没请任何人而让别人说三道四，我感觉芙颂也慢慢意识到了这点。我想，她也是因为同样的担忧在远离订婚问题。于是，几乎什么也没说，我们决定不搞订婚仪式，从欧洲回来后直接结婚。这样一来，在电影中场休息时，在我们坐在贝伊奥鲁的蛋糕店里面对面坐着抽烟时，我俩也就更喜欢幻想欧洲之旅了。芙颂买了一本为土耳其人写的名叫《开车去欧洲》的书，她会拿着这本书去看电影。我记得，她翻书时，我们讨论了欧洲之行的路线。我们决定，在埃迪尔内过完第一夜后，经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去法国。芙颂还喜欢看旅行指南上的巴黎风景照片，她会说：“维也纳我们也要去。”有时，当她看着书上的那些欧洲风景时，她会沉浸在一种奇怪而忧伤的沉默里。

我会问：“亲爱的，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芙颂会说：“不知道。”

因为内希贝姑妈、芙颂和切廷将第一次走出土耳其，因此他们需要办护照。为了让他们免受国家机关的折磨和排队等待的煎熬，我让在萨特沙特负责这类事情的老警官塞拉米去办了这件事。（细心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八年前我让这个退休的警官去寻找失踪的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我也因此发现因为爱情我已经九年没出国了，我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事实上，以前如果每隔三四个月我不找个借口出国，我会很不开心的。

于是，为了护照的签字，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起去了位于巴比阿利的警察局护照分局。这栋奥斯曼帝国末期，宰相、大臣帕夏们居住的，见证了突袭、政治谋杀、高中历史书上讲述的许多恐怖事件的老楼，就像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许多雄伟建筑那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成了一个上千人在走廊、楼梯上的文件、盖章、签名队伍里疲惫等待，大家互相谩骂的混乱地方。因为天热和潮湿的空气，我们手里的文件一下子就变得软塌塌的了。

快到傍晚时，为了另外一份文件，我们被转去了位于锡尔凯吉的桑萨尔杨商业中心。当我们从巴比阿利大坡往下走时，在老的梅塞雷特茶馆的上面一点，芙颂没得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同意就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了下来。

内希贝姑妈说：“这又是怎么了……”

当她和切廷在外面等候时，我走进了茶馆。

我问道：“怎么了，亲爱的，你累了吗？”

芙颂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她点燃一根烟，狠狠地抽着。“你们走吧，去拿你们的护照吧，我跑不动了。”

“亲爱的，咬紧牙关，眼看就到终点了。”

她坚持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别扭，但最后我的美人不管怎样还是跟我们一起走了。我们在奥地利总领馆办签证时又经历了类似的一次小危机。为了不让他们在签证的队伍里为难，也为了不让他们在面签时受到侮辱，像切廷那样，我让人准备了显示芙颂、内希贝姑妈是萨特沙特高薪聘用的专家级职员的文件。他们给了三个人的签证，但他们对芙颂的年龄感到了怀疑，因此喊她去面签。我也和她一起去了。

因为六个月前，连续几年被拒签的一个人，对着瑞士总领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头连开四枪将其击毙，因此伊斯坦布尔的那些领事馆的签证处都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申请签证的人和欧洲的签证官不再面对面，而是像美国电影里的死囚犯那样，只能隔着防弹玻璃和铁栅栏用电话交谈。领事馆前面，聚满了为了能够靠近签证处、能够走进花园和天井而互相推搡的人群。土耳其职员（人们说德国领事馆的那些职员“两天工夫就变得比德国人还要像德国人了！”）会因为没排好队而责骂、推搡申请签证的人群，他们还会看着一些人的穿衣打扮说“你就别白费劲了！”作出最初的筛选。能够得到约见会让申请人非常高兴，在里面的防弹玻璃前，所有人都会像参加一场艰难考试的学生那样瑟瑟发抖，像小绵羊那样安静而顺从。

因为我们找了后门，所以芙颂没有排队，微笑着走了进去，可没过多久她就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走到了大街上。当她在外面准备点烟而放慢脚步时，我追上了她。我问她怎么了，但她不搭理我。当我们走进瓦唐饮料和三明治宫殿坐下时，她说：“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我放弃了。”

“怎么了？他们不给签证吗？”

“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欧洲我也不去了。谁的签证我都不要了。”

我说：“我会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的。或者我们乘船，从意大利过去。”

“凯末尔，欧洲旅行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懂外语，我害臊了。”

“亲爱的，我们应该去外面看看……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更幸福的人们。我们会手拉手，走在他们的街道上。世界，不仅仅只有土耳其。”

“是不是我应该去见识一下欧洲才能配得上你？但我也放弃和你结婚了。”

“芙颂，在巴黎我们会很幸福的。”

“你知道我有多固执。凯末尔，别再坚持了。那样我会更固执的。”

但我还是坚持了，多年后当我痛苦地为我的坚持追悔莫及时，我想起，自己当时常常偷偷幻想在旅途中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和芙颂做爱。在从奥地利进口纸张的势利眼·塞利姆的帮助下，我们在一星期后拿到了芙颂的签证。在那些日子里，车子的“临时入境证”也办下来了。芙颂的护照因为我们去巴黎要得到经过的所有国家的签证而变得五颜六色，当我在萨拉伊影院的包厢里把护照给她时，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骄傲，一种做丈夫的骄傲。几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各个角落看见芙颂幻影的那些日子里，其中的一个幻影就是在萨拉伊影院碰见的。芙颂接过护照，先咧嘴笑了一下，随后皱起眉头把那些签证挨个看了一遍。

通过一家旅行社，我在巴黎的北方酒店预订了三个房间。一个给我，一个给切廷，还有一个给芙颂和内希贝姑妈。茜贝尔在索邦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去看她时会住在别的酒店，但就像那些幻想日后有了钱要去什么地方的学生那样，我会幻想有一天自己将在这个像是从电影和回忆里走出来的老酒店里度过幸福时光。

“根本没必要，你们结了婚再去。”母亲说，“你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去享受旅行的乐趣，但内希贝和切廷干什么？他们跟着你们去干什么？你们先结婚，然后坐飞机去巴黎度蜜月。我去告诉白色·康乃馨，他会在两个娱乐专栏上像一个浪漫的故事、一则人人都喜欢的传闻那样把这件事写出来的，过不了两天一切都会被忘记。本来那个旧世界也早就变没了。到处都是外来的有钱人。再说，没有了切廷我怎么办？谁开车送我出去？”

“亲爱的妈妈，整个夏天您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只出去了两次。别担心，9月底我们就回来。我答应您，10月初让切廷把您接回尼相塔什来……内希贝姑妈会在巴黎为您挑选婚礼上穿的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