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问那个。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些照片。”

这个问题意味着，每个收集、积攒物件的人心里都有一件伤心事，一种深切的烦恼，一处难以启齿的心灵伤痛。我的烦恼是什么？是因为我爱的人远去了，我却没能在她的葬礼上把她的照片别在胸口上吗？还是就像问这个问题的人那样，我的烦恼是一件根本无法启齿、令人羞惭的事情吗？

在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还没有任何私人博物馆，那些因为痴迷而暗自鄙视自己的收集家，也会公开地、不失时机地相互鄙视。这些鄙视还夹杂着收藏家之间的嫉妒，因此会变得更为恶劣。他们听说，内希贝姑妈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筑师伊赫桑的帮助下，我把凯斯金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楼，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欧洲那里的私人博物馆”，他们还知道我很有钱。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尔的收集家们兴许会缓和一下他们的鄙夷态度，因为他们可能会想，我不是因为一个隐秘、深切的心灵伤痛，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像他们那样脑子出了问题，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样，完全因为我有钱，为了扬名建博物馆而积攒物品的。

在赫夫泽先生的坚持下，也带着兴许会碰上一两件让我想起芙颂，在故事里有一席之地的东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刚成立的“收集爱好者协会”的会议。在协会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礼小礼堂里，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一群被社会排斥的麻风病人中间。一些从前我听说过名字的协会成员（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苏普西在内的大多数读者认识的七个人），用一种比对一个伊斯坦布尔收集家更鄙视的态度对待了我。他们很少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个间谍、一个陌生人，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我。就像赫夫泽先生后来用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释的那样，尽管我很有钱，但我依然在物件上为我的烦恼寻找出路，这在他们那里唤醒了一种愤怒、厌恶和对生活的绝望。因为他们是一些无辜的人，他们认为一旦有了钱、他们那收集物品的顽疾就会痊愈。当我对芙颂的爱情因为传闻慢慢被大家知道后，这些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认真的收集家不仅后来帮助了我，还让我分享了他们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抗争。

还没有把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之前，我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颂做爱的房间里的收藏品拍了一张照。（从后花园不再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而是一台通风设备的噪音。）当这些东西在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家里，和其他那些东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凯斯金家里的，我从垃圾屋、协会成员和故事有关的人们那里拿来的东西，混在一起时，一个我在国外的旅行途中，特别是在跳蚤市场上产生的想法，像一幅图画那样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物品，所有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夹、烟灰缸，就像每年从伊斯坦布尔上空飞过两次的白鹤群那样，无声地迁徙、散落到了世界各地。我在雅典和罗马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了和这个我送给芙颂的一模一样的打火机，在巴黎和贝鲁特的商店里则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待了两年的这个盐瓶，产自伊斯坦布尔的工厂，我不仅在伊斯坦布尔边远地区的饭店里，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也看见过，比如，新德里的一家穆斯林饭店、开罗老城区里一处向穷人施舍食物的地方、巴塞罗那星期天卖旧货的人在人行道上铺的帆布上、罗马的一家卖厨房用具的普通商店里。很显然，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盐瓶，在别的国家里，人们弄出它的模子，用类似的材料又生产出了很多同样的盐瓶。以地中海南部和巴尔干为中心，这种盐瓶的上百万个复制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进了上百万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盐瓶是如何散布到世界每个角落的问题是一个谜，就像迁徙的鸟儿们彼此间如何建立联系，如何每次都沿着同样的路线飞行那样。随后又会出现另一个盐瓶的浪潮，就像东南风在岸边留下很多东西那样，留下新的一拨盐瓶。大多数人甚至没发现和这些物品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就把它们给遗忘了，即便盐瓶伴随着这些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重要时光。

我把自己和芙颂做爱的床、有霉味的床垫和蓝色床单，也拿去了被改造成博物馆的阁楼。凯斯金他们在这里生活时，那个阁楼曾经是老鼠、蜘蛛和蟑螂出没的地方，那里还放着水箱，黑暗、满是霉味，现在变成了一个洁净、明亮和仰望星空的房间。把床放过去之后，在我喝下三杯拉克酒的夜里，我想和所有那些让我想起芙颂的物件一起，在它们那浓郁的情感氛围拥抱里入睡。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用钥匙打开了新开在达尔戈奇街上的楼门，走进了内部结构被改造成博物馆的家，我像一个幽灵那样慢慢爬上笔直、幽长的楼梯，一头倒在阁楼的床上，睡着了。

有些人会用物件来充斥他们生活的地方，临死前再把他们的家变成博物馆。而我在试图用我的床、我的房间和我的存在，把一个已经被变成博物馆的家再变回到家的状态。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特别是在春天和夏天的夜晚，我开始更多地去阁楼过夜了。建筑师伊赫桑在楼的中央设计了一个挑空空间，因此夜晚我可以在内心感到整个空间的深邃，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的物件。真正的博物馆，是时间变成空间的地方。

我开始去博物馆阁楼过夜，让母亲不安了。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重新开始和除了茜贝尔和扎伊姆以外的一些老朋友来往，夏天坐游艇去苏阿迪耶和王子群岛游玩，她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承受失去芙颂的痛苦。和所有熟人相反，她对我在凯斯金家，用我们生活中的物件来建一个讲述我对芙颂爱情的博物馆，没表示任何异议。

她说：“你拿走我柜子里那些旧物件吧，还有抽屉里……那些帽子我是不会再戴了，那些包，还有你爸爸的遗物……我织毛线的家什、还有那些扣子，你也可以拿走，过了七十岁我不会再做针线活了，那样你就不用花钱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日子里，一个月会去看望内希贝姑妈一次，她看上去对新家和新环境还是满意的。我兴奋地告诉她，我新近在柏林参观了贝格鲁恩博物馆，博物馆里展出了他一生积攒的收藏，根据海因茨·贝格鲁恩和柏林市政府签署的协议，在他死之前，他将一直生活在博物馆的阁楼上。

“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能够在其中的一个展厅或是楼梯上，碰到那个还活着的收藏家。内希贝姑妈，这很奇怪，是吧？”

“愿真主让您长命百岁，凯末尔先生，”内希贝姑妈说着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随后她又为芙颂哭了一会儿，她叼着香烟，老泪纵横，对我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