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孩子在九十年代末期留学日本时发生的故事
東京駒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住在这座留学生会馆里，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Agnieska走了。
临行前最后一次在公共厨房碰见，她对林欣说：“将来也许我会去中国找你玩呢！你知道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芙蓉镇》在我们波兰都很轰动，我看过好多遍呢！我一直想去中国看看！”
她留给林欣一本书《Rather Take the Hard Seat》。作者是一个叫作 Dominika Baran的波兰裔女孩。书讲的是她坐火车在中国旅行的故事。当时Dominika还是哈佛的大学生。高中时代，林欣很是喜欢过一阵子三毛。在蓝天白云或是皎皎明月下，她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走遍世界！上了大学，父亲和母亲就开始警告她：一个女孩子要现实！好好念书，找一份体面工作，将来再嫁个好丈夫，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来日本这两年多里，她见识了像Satomi，像在金边遇见的那些为“Doctors without Boarders”工作的人。看着他们，林欣想：我才二十五岁。如果现在就进入“现实”的日子，将来老了会不会后悔呢？
Agnieska走的那天清晨，在睡与醒之间的朦胧里，模糊地有轻轻的脚步声。林欣心里问自己：是Agnieska吗？
吃罢早饭，林欣和翠西、意大利的卡拉和印度姑娘Paramita在公共厨房看《すずら》<sup>注</sup>。当看到那么温和的日高先生到家也是把公文包和衣服往殷勤迎接的萌手里一递，翠西等都起哄，俏皮的卡拉还吹了声口哨。
翠西问Paramita：“你的未婚夫会这样对你吗？”
Paramita脖子一梗说：“他敢！”
看完《すずら》，意犹未尽的翠西问三个同伴：“有多少个男人对你们说过I love you？”她先看着Paramita问：“你怎么样？”
Paramita很肯定地说：“一次！”
三人都嚷着：“一定是你的未婚夫！”
Paramita很骄傲地扭了扭脖子。
“你呢？”翠西转向卡拉。
卡拉夸张地掰着手指算了算才说：“四次！”
翠西和Paramita都不信，卡拉正色地说：“我们意大利人可不像美国人那样天天把I love you 放在嘴上！”
翠西和Paramita都点头同意道：“对对。美国人对谁都说I love you，从自己的宠物到街上买热狗的小贩！”
“就是！”卡拉接着说：“我们意大利人是不会轻易说‘爱’这个字的！”
“那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好感，你说什么呢？”林欣眨着眼睛问。
“有很多说法啊。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对我很重要，我需要你‘爱’这个字眼,只有真是
‘爱’的时候才会说呢。”卡拉很自豪地说。
“林桑呢？”翠西问。
林欣想了想，摇摇头说：“一次也没有。”
三个女孩子都摇头说不相信。
林欣很认真地说：“真的。我们中国人也把‘爱’字看得很重，轻易不会说的。大多只是喜欢吧。如果到了‘爱’的程度，也基本上就在谈婚论嫁了。”
“日本人也不大说愛している。” Paramita说。
“对呀。他们去求婚竟然说‘娘をください（直译：把你女儿给我吧。）’，好像女人是件东西似的！”翠西撇着嘴轻蔑地说。
卡拉很快地接着说“我最怕和日本男人握手啦！他们就那么冷冰冰地碰一下你的手，好像我有传染病似的！”
几个人都笑着点头。
翠西说：“不过，有一部日本电影我强烈推荐。”
大家忙问是什么，翠西说：“《Love Letter》。导演是岩井俊二。那是我看过的最美的一部爱情电影！”
卡拉和Paramita都表示不爱看日本电影，林欣忙问：“你在哪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