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商店的店堂和周围，被一百来个穿着简朴的失业者占据着。这是一次古怪的示威运动：他们不是来砸碎什么东西，不是来大声恫吓，也不是来呼叫口号，他们只是到这里来让有钱人感到尴尬，败坏他们喝高级葡萄酒和吃鱼子酱的雅兴。事实上，售货员和顾客一样，脸上都突然漾起了惶恐不安的微笑，好像买卖双方都无法进行下去了。
布丽吉特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走了进去。她并不讨厌那些失业者，也不责怪那些穿貂皮大衣的阔太太。她声音响亮地说要买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她的坚决果断的行动使女店员吃了一惊，并使她明白了示威者（他们的在场并未构成任何威胁）不应该阻止她为这位年轻顾客服务。布丽吉特付钱以后便回头向她车子走去；汽车前面有两个手拿钢笔的警察在等她。
两位警察告诉她说，她的车子停得不是地方，阻塞了人行道，她指指排成长蛇阵的汽车大叫道：“那么你们说说看应该停在什么地方！既然允许我们买车，就得保证我们有停车的地方，不是这样吗？应该合乎逻辑！”
我讲这些事只是为了这个细节：在斥责两名警察时，布丽吉特想起了在食品杂货商店门口的失业者，并突然产生了对他们的强烈的同情心，她感到自己和他们在同一个战斗中连在一起了。这种想法给了她勇气，她拉大了嗓门。两个警察（他们和失业者面前的穿貂皮大衣的阔太太同样感到局促不安）只是傻乎乎地支支吾吾地重复着“禁止”、“不准”、“条例”、“规则”等几个词，最后没有对她签发违警通知便让她走了。
在这次争吵的时候，布丽吉特在谩骂时还急速并短促地摇着头，一面耸着肩膀和眉毛。在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时，她的脑袋的动作和刚才争吵时完全一样。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姿势了，它表示一种在遇到有人想否认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时，既惊奇又愤怒的感情，让我们姑且把它叫作：对侵犯人权表示抗议的姿势。
人权的概念在两个世纪以前已经形成了，可是一直要到我们这一世纪七十年代的下半叶才达到它光荣的顶峰。就是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俄国驱逐出境：他的那个蓄有一脸胡子、戴着一副手铐的奇特的造型，迷惑了西方的在为前途感到苦恼的知识分子。亏得有了他，尽管晚了五十年，他们终于承认在共产党的俄国存在着集中营；即使是他们之中的进步人士，也突然承认，为了一个人的思想而监禁他是不公正的。为了和他们新的态度取得一致，他们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论据：俄国共产党侵犯了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