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是盯着天花板一角的摄像头，紧张地说道：“你还需要什么，再告诉我，我再写。”
上官元良接过一个被胶水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信封上面写了一行小字：检察官收（必须本人打开）
在这封长达27页的自述材料里，谢元武交代了一段戏剧化反转的人生。
周西峰当然看到了这封信。
字里行间，有关这起蹊跷案件的诸多疑点，如同突然被找到的拼图碎片，使得整个案件终于得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两年前的一个上午，谢元武接到老板邵阳羽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监督几个工人干活。
他原本是一个连初中学历都没有的“无业游民”，因为学历不高、不善言辞，二十多岁了仍然没有固定工作。
为此，这一年来，他一直对老板邵阳羽感恩戴德，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哪有能力做这个监工？老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监工的工作并不是很辛苦，但薪水高。底薪加分成，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元。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天华省的省城湖东市，这个收入也算可以了。
谢元武非常需要这笔收入，他在20岁的时候有过一次没有登记的婚姻，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两口，很快因为没有收入而倍感拮据。
在一个酷热的夏日，妻子将不满周岁的儿子留给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谢元武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哮喘，如今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只能勉强看护孙子。从那以后，谢元武发了疯地挣钱，只是收入勉强能够支撑开支。
一个偶然的机会，谢元武通过“大哥”邵弘厚认识了邵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