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父王有言，意欲取于民，当应先还富与民，孩儿以为此乃金科玉律，正因前朝之积累，我大汉才会有文景之治，开万世之盛况，足见此中精要！”
“待至武帝之时我朝百业兴旺，国力强盛，正因如此才能击败强盛的匈奴骑军，比之前朝可谓扬眉吐气，大汉一时风光无限，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单凭任一便非平衡之道，武帝武功极一时之盛，文治却似无太大建树，反使得百姓颇有怨言，其后武帝亦不得不下罪己诏！而董氏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言乃是及古今之要，孔圣之说确含治国良法，用之可使百姓知礼，君王有道，乃大汉之盛举也。”
“孩儿管父王自燕郡始便对百姓亲善，更是推崇孟子之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天下多有号称行孔圣仁义之道之辈，可父王虽从不言之却是真真身体力行，如今放眼我大汉十四州，又有何处百姓之富能与父王治下相比？若论兴旺之道还要远胜前朝！而父王不光有爱民之举，行仁义之道，亦有惊人武略，青岭之盟，奔狼之战使得乌桓匈奴等异族胆战心惊莫不臣服，此乃文武兼济之法！”
“故孩儿以为，行政之道需有武略相保，而武功之盛亦要有行政为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待民可用孔孟仁义之道，效法高祖吕后之举，而治军却要以先秦为样，使之终能震慑四方，倘若二者齐至则大汉必兴，正如目下父王所为！志才先生教导有言，桓儿学习政事当观政之要而非细究其法，而父王之根本便在以民为贵！父王临行之前尊尊教诲，孩儿不敢有一时或忘，今日妄言，尚要请父王训示。”刘桓开始在父亲面前稍有拘谨，可越说越是流利，言谈之间自若之态尽显，一番侃侃之谈后又是恭敬的垂手站在父亲下首，待其训示。
刘毅闻言心中既是欣慰又颇为惊讶，这番见识可谓精到，以他的阅历学识自然一听便知，其中或有各位名师之言可管刘桓言语之态已经可将之兼容包并，绝无强记之嫌，如今刘桓才不过十五岁，可见事之精准已经不在当朝名士之下太多，况且有些言论在这个时代而言称得上是新颖别致了，但却是理据充分，不疾不徐，也许在后世看来，儒家治国学说已经与时不合，可在此时却是行之有效的，而刘桓言中对其亦是十分重视，且还能别出心机，将武功之事与之并重！
文治武功并重乃是各朝有为君主之所求，便在刘毅也不外如是，可若想真正掌握其中平衡却是难上加难，有时碍于形势还不得不加以取舍，宋朝便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若论经济文化，它可谓是封建王朝之中的一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