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载离台北。上车前，我发了一个电报给鹃姨，通知她我抵达的时间。火车在黑暗的原野里疾驰而去。我靠在车厢里，凝视车窗外远远的几点灯火，茫然地想着鹃姨那儿会不会是一个躲避感情的好所在。
列车在早上六点钟抵达楠梓，这儿距高雄只剩下两站路。我提着旅行袋，下了火车，在晨光微曦中走出火车站。站在车站外面，我茫然四顾，不知到鹃姨的农场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看样子，鹃姨并没有到车站来接我；或者，她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电报。犹豫中，我正想去问问人看，突然，有一辆台湾最常见的那种三轮板车，停到我的面前。踩着车子的是个戴斗笠的年轻人，他用很标准的国语问我：
“你是不是江小姐？”
“对了！”我说。
“李太太叫我来接你！”
李太太一定指的是鹃姨。我看看那板车，迟疑着是不是要坐上去，那车夫已不耐烦地望着我，指指车子说：
“上来哦！”
我跨上板车，把旅行袋放在车上，自己坐在板车的铁栏杆上。车子立即向前走去。我在晓色中四面眺望，到处都是菜田，绿油油的，新翻的泥土呈灰褐色，暴露在初升旭日之下。板车沿着一条并不太窄的黄土路向南进行，极目看去，这条路好像可以通到世界的尽头。菜田里已经有着早起的农人和农妇在弯着腰工作，低覆着斗笠，赤着脚，好像除了田地外对什么都不关心，车子走过，并没有人抬起头来注视我。
太阳渐渐上升，我戴起了我的大草帽，这在台北最大的帽席店里购买的草帽和那些农人的斗笠真不可同日而语。草帽上缀着塑胶的人造假花——一束玫瑰和一枝铃兰，扎在下巴上的是粉红色的大绸结。乡间的空气是出奇地清新，只是带着浓厚的水肥味道，有些儿刹风景。我奇怪农人们为什么不用化学肥代替水肥。
车子走了半小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望望车夫的背脊，一件已发黄的汗衫，上面并没有汗渍，显然我对他而言是太轻了。我想问他还有多久可以到，但他埋着头踩车，似乎只有踩车子是他唯一的任务，我也就缩口不问了。鹃姨竟然居住在如此荒僻的乡间，使我殊觉不解；一个独身女人，手边还有一点钱，为什么不在城市中定居，而偏偏到乡下来种花养草呢？如果对花草有兴趣，在城市里照样可以弄一个小花园，何苦一定要住在穷乡僻壤里呢？但是，从我有记忆力起，就觉得鹃姨不同于一般女人，自也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衡量她了。
鹃姨是妈妈唯一的妹妹，但是长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