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了，它不是诗，也不该当做诗来看，这是我少年时期的纪念品。我的少年时期既美妙，又艰难，我曾问题重重，反应激烈，当时写诗对我虽也重要，但那是像游戏在孩童生活中占主要地位那样。如果说我当时极力模仿艾兴多夫或盖贝尔，写出一些不像样的诗，那么，重要的不是写出的诗，而是游戏本身，模仿、投入、戴上一副成人的面具，且不是像随便哪个成人，而是一位特殊杰出的著名人物。如果说我作为少年人，套用了伟大或渺小的前人的东西，不但借用了他们的字句和韵律，还借用了他们的经历和感情，那么我当时所做的，就像小手抓着虚设的方向盘，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他想像自己驾着马力很大的汽车在奔跑而欣喜万分。像孩童玩着开汽车的游戏，诗人最初阶段也想像自己进入艾兴多夫的角色，用他的竖琴在弹奏。把这看做愚蠢的效颦甚或剽窃的人，是不知何为童真和游戏，而只知抱怨的批评者。
重见自己草稿纸上的涂鸦，不仅带来羞愧和教训，也使我回忆起内心冲突相当激烈的一段日子，对此，我只有高兴。那是段充满危机和不安的生命青春期，如果有个爱批判、爱牢骚的读者看了我浪漫化的诗句就得出结论，就认为这玩着儿戏的少年缺乏自己的感情和经历，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年轻生命的浪潮正汹涌着，生命经历了最远的疏离和最深的消沉，濒临死亡的边缘，我仅仅是诗歌爱好者，写出的拙劣诗句没有能力表达这种体验，事实上，我更不敢面对它，不敢对它多加思索，这不足为怪。十年后我在《在轮下》描写的正是这段日子的经历，那是我对这段经历的第一次召唤，其实我还没有什么把握，远远没能真正懂得它、超越它。我想以吉本拉特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表达当年的危机，书里另一个人物海尔纳是他的朋友，性格和他相反。写出来是为了从那段回忆中解脱。而我自己当时还不够成熟，也没有什么优势，于是就摆出一副批判和控诉的姿态，批判那些置吉本拉特于死地的力量，也就是当年几乎置我于死地的那些力量：学校、神学、传统、权威。
我写那本学童小说是个过早的尝试，它也只有部分是成功的，并且曾引起不少争论。所以，当它后来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多年以来，书店里没有它的踪影——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反倒觉得这样也好。
但是，不管书写得好不好，书里终究蕴藏了一段受过煎熬的真实生活，而这种活生生的核心有时能够在很久之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产生作用，从而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