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是这些警句，而不是别的。把关于人类的思考当做庸人的昏话、对于未来的要求当做纸上谈兵、关于人类的考虑当做空谈，这样的人事实上还是大猩猩，要成为人，还得走很长的路。
有一个很好的，连“实践者”也会欣赏的例子：彼得斯在他有关殖民地的回忆录谈到一件事，有一次，他要当地黑人种植椰子树，黑人拒绝做，因为这太费力，太荒谬了。彼得斯把账算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现在种下的树木，八年、十年之后就会长大结果，所得收获将百倍于今天付出的劳力。这一点黑人也知道，他们并不笨。可是，他们觉得，为了十年后才得到的报酬现在要如此辛苦，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对头脑简单的白人大大取笑了一番。我们思想界的人，我们诗人、先知、白痴、未来的梦想者，我们就是为未来种树的人。我们种下的树有许多将长不活，许多种子将发不了芽，我们的许多梦想也将被证明是错误、是失败的尝试。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是，我们不应该想把诗人变为实践者，想把心存信仰的人变为会算计的人，想把梦想者变为组织者。战争期间，艺术家、诗人、知识分子被征用去当兵、做挖土工。现在，人们又要让他们“政治化”，使他们成为现实形势发展的传声筒。这就好比想把气压计当榔头使。只因今天有需要，就要立刻把一切力量用于日常的事务，让一切意愿服务于跟前的实践。
即使有迫切的需要，这种胡闹的行为事实上无济于事。就算你们把诗人变为演说家，把哲人变为部长，世界前进的步伐也不会加快。一个人能够做他天生该做的事，做他本性要他做，因而乐意做、做得好的事，在这样的地方社会才会有进步。对未来的思索，对将来者的信念，以及与未来和远方种种可能性的千百种游戏永远和政治组织及面包、房子同样重要，即使实践者认为这些是奢侈品。
我们这些信仰未来的人会一再提出古老的道德要求：“你不可杀人。”即使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的法律都禁止杀人（包括战争中杀人和刽子手杀人），这一要求也永不停止。因为要有任何进步、要成为人，就应该有这种要求。我们杀的太多了！我们不只在愚蠢的战争中，在革命时愚蠢的巷战中，在愚蠢的死刑中杀人——我们无时无处不杀人。当我们因为需要而把有天分的年轻人送上对他不合适的工作岗位时，我们在杀人；当我们对贫穷、急难、凌辱视而不见时，我们在杀人；当我们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