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宁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说;“你坐在家里,会感到充实吗?”
特丽莎说:“比拍仙人球更充实。”那女人说:“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着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为了丈夫生活,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丽莎突然生气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摄影师好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快
乐?”特丽莎还在生气,说:“当然,我快乐!”那女人说:“只有一种女人能这么说,这种人过于……”她停了停。特丽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被束缚,是生错了时代。”“你说得对,”特丽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丈夫正是这样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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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头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戴领带,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难命是从。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