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姆医生坐在詹姆斯敦的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一张桌边，对面是他的朋友达文特里，一名三十五岁、不苟言笑的年轻男子。
“你在电话里听起来神神秘秘的，格雷姆，”达文特里说，“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我也说不好，”格雷姆医生说，“不过我有点儿担心。”
达文特里望着对方的脸，在饮料被端进来的时候点了点头。他蜻蜓点水般地说了几句关于他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取证。接着，等到仆人出去之后，他往椅背上一靠，看着对方。
“行啦，”他说，“说来听听吧。”
格雷姆医生细述了一遍那些令他忧心的情况，听完之后达文特里缓缓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我明白了。你是觉得老帕尔格雷夫的死或许会有什么蹊跷？你现在也不敢确定这只是一起自然死亡？是谁出具的死亡证明？我想是罗伯逊。他没起一点儿疑心，对吗？”
“没有，不过我想他在开证明的时候或许是受到了卫生间里那瓶塞伦奈特的影响。他问我帕尔格雷夫有没有提到过他有高血压的事，我说没有，我从来没跟他聊过医学方面的话题，不过很显然这些话他跟酒店里的其他人说起过。整件事——包括那瓶药，以及帕尔格雷夫跟别人说过的话——都刚好能对上，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其他的事情了。这是个无比自然的推断，只是我现在觉得它也许并不正确。如果由我来开死亡证明的话，我也会不假思索地出具。各种迹象都十分符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要不是因为那张快照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我压根儿都不会再去想这件事……”
“不过你看啊，格雷姆，”达文特里说，“恕我直言，你是不是有点儿过于相信一个老太太所讲述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了呢？你也知道这些老太太是个什么样子。她们会把一些细枝末节夸大，最后编出一整个故事来。”
“是啊，我知道，”格雷姆医生有些不悦地说道，“这个我懂。我考虑过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或许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没法说服我自己。她讲得真的是太清楚、太详尽了。”
“整件事情在我看来就是牵强附会，”达文特里说，“某个老太太讲了个故事，说的是一张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快照——不对，我把自己也绕进去了——我想说的正相反，其实你唯一必须接受的事实就是一个女服务员说过，那瓶被当局作为证据的药在少校死亡的前一天并不在他的房间里。可是对于这件事可以找出上百种解释啊。也许那些药他通常都是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