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桑德选了威斯特沃这个乡村作为研究的对象。他曾如此回忆：
从小我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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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年轻的庄稼汉，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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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夺取锦标归，1927
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特质基地的方式，很是有效。人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化的类型。
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缘的内涵。他在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各种各样的姿势和互异的裁切构图当中，都表现出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强、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同一品性。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尝到了战败的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儿，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
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含义。
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分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的多人照片更是强化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达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分子，而非只是哥儿俩”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