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可是构成主义的三位创始者之一，其他两位是塔特林和贾柏，而他比其他两位同志在苏维埃政权下要得意很多。
他曾是“人民启发委员会”艺术部门的一分子，也是“新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并且在应用艺术学校教了十一年书（1921—1931），是该校技术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是前卫杂志Lef的创办者。
这些经历充分显示了他的官方身份，驾着“苏俄新艺术”的方向盘，朝人民大道一路开去。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二十来岁就开始走红的年轻小伙子，能一帆风顺地称霸艺坛多年，必定有特别的原因。
一直是个大光头，长得很像明星泰利沙瓦拉的罗钦可，是一个世代毫无田产的贫农子弟，这种出身正是共产主义标准下的“毫无瑕疵的社会血统”，让他来领导艺术走向是最上选的人选。因此他能够十分顺利地从家乡彼得堡搬到喀山，而后进入莫斯科的艺术学院就读。他在学校时就以前卫的绘画表现而闻名，然后一直带着官方画家的色彩，步入康庄大道。不过，等到罗钦可爆发出“自我观点”时，他又彻底地被官方一手策划出来的舆论毫不留情地痛加批判。
其实，罗钦可的观念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他在1922年发表了惊人的学说，声称“绘画已死，艺术家应同时承担画家、设计师和工程师的三重任务”，然后就从此搁下画笔、油彩，而拿起相机。他认为：
相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与人民的理想眼睛。
只有摄影能回应所有未来艺术的标准。
就这样罗钦可开始把自己造就成苏俄最雪亮的“人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