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每一本书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之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9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政审时因为我家尚未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1985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它们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我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作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