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而在我们这个世纪，法西斯主义国家给了自己这种权利，并且不是特殊性的，而是永久性的。这些国家的国民知道，在任何时候别人都可以强迫他们回答：他们昨天干了些什么？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跟A谈了些什么？他们和B有什么亲密关系？恰恰是这种神圣化了的命令句：“不可说谎！要讲真话！”这个他们无法违抗的第十一诫，把他们变成了一群既可怜又幼稚的家伙。不时地会出现一个C，他顽固地不肯说出他曾和A谈过些什么；为了表示他的叛逆性（一般来说，这是惟一可能的叛逆行为！），他没有讲真话，而是说了谎。可是警察局知道他在说谎，便在他家里安装了窃听器。警察局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动机，只不过是想知道被C隐瞒了的真实情况；它只是想维护它要迫使别人讲真话的神圣权利。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公民，如果有警察敢于问他，他跟A讲了些什么或者他和B有什么亲密关系，都会伸出舌头嘲笑他。可是，第十一诫的至高无上的威力在那儿同样可以通行无阻。总而言之，在一个十诫几乎已经被置之脑后的世纪中，必须有一诫在发挥作用！我们这一时代的精神结构全都建立在第十一诫之上，新闻记者完全懂得这件事应该由他来管理，这也是历史的秘密安排；历史今天赋予了新闻记者一种任何海明威、任何奥威尔过去从未梦想过的权力。
所以下面这件事的原因便非常清楚了：美国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用他们的问题揭露了尼克松总统在选举活动中的舞弊行为，就这样迫使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开始时公开说谎，接着又当众承认自己说谎，最后低着头离开白宫。我们那时候一致鼓掌，因为正义取得了胜利。保罗鼓掌鼓得特别起劲，因为在这个插曲之中，他感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跨过了一道门槛，这是令人难以忘记的一次换班时刻。一种新的力量出现了，惟一能使权势熏天的老政治家下台的力量；而使他下台的不是武器和阴谋，只不过是简单的提问。
“要讲真话！”新闻记者坚决要求。我们当然可以问问自己：第十一诫中所规定的“真话”究竟是什么？为了避免任何误会，我们要强调指出，这既不是使扬·胡斯受火刑的上帝的真话，也不是后来使乔达诺·布鲁诺受到同样刑罚的科学的真话，第十一诫要求我们一定要说的真话跟信仰和思想都没有关系，而是最最低级的和事物本体相关的真话：C昨天干了些什么；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遇见A时谈了些什么；他和B有什么亲密关系。尽管这些都是最最低级的和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