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记得，她第一次来看他时装作是个小姑娘。二十五年以后，一八三二年三月，当她获悉歌德病危时，她马上派了一个孩子——她的儿子西格蒙德——到他家里来。这个生性腼腆的十八岁的小伙子根据他母亲的安排，在魏玛待了两天，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歌德知道：她把儿子像大使般急匆匆送来，为的是让他一看见这个孩子心里就明白，死神已在门后跺脚。从此以后，歌德的不朽将掌握在贝蒂娜的手中。
接着，死神把门打开，歌德和它斗争一个星期以后，于三月二十六日去世。几天以后，贝蒂娜写了一封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米勒大法官：“歌德的去世的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但这不是一种悲伤的印象；我无法准确地表达，可是我想，最接近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光荣的印象。”
我们要好好注意贝蒂娜这个精确的说法：不是悲伤而是光荣。
不久以后，她又要求这位米勒大法官把所有她以前写给歌德的信都寄还给她。在重读这些信以后，她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整个故事还只不过是一个草稿，当然是一部巨著的草稿，可是仅仅是个草稿，而且是个不完整的草稿。一定得开始工作。这项工作经历了三年：她修改、重写、补充。如果说她对自己写的信不满意，那么歌德写的信就更使她灰心失望了。在重读那些信时，她感到自己被它们的简短、含蓄甚至荒谬所刺伤。他仿佛真的把她当作小孩，他经常把他的信写成像是给女学生念的有趣的课文。因此她不得不改变语气：“我亲爱的朋友”变成了“我亲爱的心肝”；他对她的训斥都被一些亲切的附加语缓和了语气，另外一些附加语会使人体味到贝蒂娜在被迷惑的诗人身旁起了如何的激发灵感的作用。
她还使用了更加彻底的办法：干脆重写。不，她没有改变语气，语气是正确的。可是她改变了日期（为了掩盖他们通信中出现的，也许会揭穿他们感情稳固性的长时间的停顿状态），她删掉了很多她认为不合适的段落（譬如她请求歌德不要把她的信给别人看），她另行发挥，使被描写的情况更富有戏剧性，使她对政治和艺术的意见更加深刻，尤其当问题涉及音乐和贝多芬的时候。
她到一八三五年把这本书写完，出版时的书名为《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直到一九二九年原信被发现并出版以前，没有任何人对贝蒂娜信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
唉，为什么她没有及时把这些信付之一炬呢？
请您设身处地考虑一下：烧毁一些珍贵的私人文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