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有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small>[24]</small>在回顾上述事实后，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逐步确立我军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的提法，往往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实际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过程中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这样叙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有必要的、正确的。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small>[25]</small>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欲速不达，对军队建设是没有益处的。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应用于我军的建设中，是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我军虽然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但是应付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不多，因此需要认真借鉴外军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当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模式和发展水平，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局部战争。如果没有走那么多弯路，我军的正规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如何借鉴外军经验，赶超先进水平，使我军在反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有许多方面需要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习。
（3）在军队建设上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这种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