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是超级畅销书，期望它最好卖得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还要好，但是苦于他和时事出版社都没有做畅销书的经验，所以就弄成了这样一个怪异封面。
出第一本书的感觉是，出书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啊！
二
出第二本书，才知道出书的艰难。
那是2002年初的时候，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负责人项万和来电话，说他在《天涯》上看到我的几篇文章，想给我出几本书。
注意，是“几本”书！
项万和说，云南人民出版社有着强大的发行能力，吴思的《潜规则》在他们社已经发行到了十八万本。项万和说，我对你的东西充满信心，你写得比吴思好（吴思老师，这是项万和说的，和我无关）。我们准备把你手头的东西收拢收拢，连续推出你几本书，再配以适当的宣传炒作，一定会火！
乖乖，那还等什么？把我所有存货都打包给项老师发过去，并且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签了阶梯式版税的合同。项老师那边开始编稿，校对，商量着请吴思写序。为了证明他们社的实力，项老师还请我在北京和吴思老师一起吃了个饭，饭局上用随便提到的口气通知吴思老师：你的书又加了五万册，版税过几天就付。
这次可真得浮想联翩了。搞不好，我真要成为“知名作家”了。是不是有必要练练签名呢？至于版税，按项万和的推测，是可以买辆车了。买什么车呢？我得开始琢磨了。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可以给那些见面总问我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的人一个准确的答案了：明年年初。大家都说，出了记得给我留一本！
然而，预定出了N本之后，大事不好了。项老师后来告诉我，出版社审稿委员会“专家”不同意出版我的书。
那怎么办？辛辛苦苦编出来的稿子，不能就这样废了啊！怎么办？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找来自己平时喜欢读的几本书，查到编辑的名字，在2003年初把打印出来的书稿一份份发出去。也许这些伯乐正愁遇不到千里马呢！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民营出版机构”这么回事，寄出去的都是传统出版社。等了半年，寄出去的五份书稿有四份音讯皆无。只有上海的一个老编辑认真地回了信，称我的作品有一定基础，但尚未达到出版水平。他鼓励我继续努力下去，不要放弃，再写个十年八年，有志者事竟成！
我等不及十年八年了。好在想起《千年悖论》出版后，天津百花的副总编谢大光老师曾经向我约过稿子，虽然知道我的东西不太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