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1]的大街上列队行进。[1]法国阿登省城市，兰波的家乡。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