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
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这本就是滔天大罪。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是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h3>大明第一文学家</h3>
第二阶段是渐起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在他们的熏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做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开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
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认为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学识出众，但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办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