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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先生去世大约一周后，马普尔小姐的早餐餐桌盘子上出现了一封信。在拆信之前，她先仔细看了一会儿。今天早上还收到了两封信，是账单，也可能是收据。不论是哪种她都不感兴趣。除了这封。
信封上盖着伦敦的邮戳，地址是用打字机打上去的，是个纸质精良的长信封。马普尔小姐拿起准备在盘子里的裁纸刀，整齐地裁开信封。寄信人是律师兼公证人布罗德里伯先生和舒斯特先生，地址是布鲁姆斯伯里。信的措辞恰当而礼貌，并且用了法律用语，请她于下星期的某天去他们办公室，商谈一个跟她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他们建议在二十四号，星期四。如果不方便，请告知他们近期她几号会在伦敦。他们还说，自己是已故的拉斐尔先生的律师，知道她跟拉斐尔先生很熟。
马普尔小姐有些困惑地皱起了眉头。她思考着这封信，缓缓地站了起来。彻丽陪她下了楼。彻丽总是小心翼翼地在大厅里来回走着，以确保马普尔小姐不会由于一个人下楼而发生不幸事故——这段旧式楼梯中间有个急转弯。
“你对我真是照顾周到啊，彻丽。”马普尔小姐说道。
“必须的。”彻丽说道，这是她的口头禅，“好人太少了。”
“啊，谢谢夸奖。”马普尔小姐说着，安全地走下最后一级楼梯。
“没什么事吧？”彻丽问，“您的样子有些慌张，您懂我的意思吗？”
“不，没事。”马普尔小姐答道，“我从一家律师事务所收到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不是有人要告您吧？”彻丽问。她总是喜欢把律师信跟某种灾难联系在一起。
“哦，不是。”马普尔小姐说，“不是那种事。他们只是要我下星期去伦敦跟他们见个面。”
“也许您会得到一笔遗产。”彻丽满怀希望地说。
“这个，我认为不太可能。”马普尔小姐说。
“哦，这事儿可不好说。”彻丽说。
马普尔小姐坐在椅子里，从刺绣编织袋里取出编织物，思索着拉斐尔先生留给她遗产的可能性。跟刚才彻丽说起这事时相比，现在她更加觉得不可能了。她想，拉斐尔先生可不是那种人。
她不可能按照信中建议的日期过去。那天她要去参加妇女协会的一个会议，讨论为新近增加的两幢小房子筹集款项的事宜。但她写信定了下星期的某一天。
她很快就收到了回信，确定了日期。她想知道布罗德里伯先生和舒斯特先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