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从前一样，他们每年见一两次或三次面。年复一年过去。一天，他打电话告诉她，两个星期后他要到巴黎。她回答说，她恐怕没有时间奉陪。
“我可以将旅游时间延迟一周。”鲁本斯说。
“我恐怕仍然没有时间。”
“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时候有空。”
“现在说不出。”她以明显地令人观察到的困窘回答，“不行，不久以后，我恐怕不能……”
“出了什么事？”
“没出事，没出事。”
他俩都感到很不自在。我们也许可以猜想诗琴弹奏者决定不再见他，但是不敢对他明说。同时，这个假设可能性很小（任何阴影都决不会扰乱他们美妙的约会），以致鲁本斯想向她提出别的问题，从而了解她拒绝的理由。但由于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完全不以势压人的基础上，甚至排除一切固执要求，他不让自己使她讨厌，哪怕只提出普通的问题。
于是他结束谈话，仅仅说：
“我可以再打电话给你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她回答道。
一个月后他再打电话给她：“你一直没有空闲见我吗？”
“别生气，”她说，“这与你无关。”
他向她提出同先前一样的问题：“出了什么事？”
“没出事，没出事。”
鲁本斯沉默不语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算了。”他终于说，忧郁地对着听筒笑了笑。
“这与你不相干，我向你担保。这与你无关。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你！”
鲁本斯似乎从最后一句话中瞥见某些希望。“可是，说这些毫无意义！需要的是见面！”
“不行。”她说。
“如果我有把握，你再不想见我，我就不多说了。但你说这是你的问题！你出了什么事？我们需要见面！我需要和你说话！”
他刚说出这句话，心里便想：不对，她知道分寸才拒绝告诉他真正的、几乎过于简单的理由：她再不想跟他来往。正是她的善解人意才使她左右为难。因此，他不应该坚持己见。他会变得令人讨厌，违反他们的默契，这种默契不允许表达得不到彼此赞同的愿望。
她重复“不行，对不起”，于是他不再坚持。
挂上电话时，他突然想起那个脚穿偌大篮球鞋的澳大利亚女大学生。她也被遗弃了，但她无法理解原因。如果有机会，他会以同样方式去安慰她：“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