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是强奸，这种事多了。而涉案的女孩儿有好几个男性朋友，关系明显超出了友情的范畴，我认为那些证据并不足以指控他。至于那桩谋杀案——是的，那无疑是一起谋杀——我进行了各种试验，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但没一个试验符合这一特殊的罪行。”
“然后您怎么做了？”
“我给拉斐尔先生写了封信，说我想跟他见个面，聊聊关于他儿子的事。我去见了他，告诉他我的想法和那位机构主管的想法。然而我们没有证据，所以目前没有理由上诉，可是我们都相信此案审判有误。我建议再进行一次调查，向内政部提供一些新证据。那要花很多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如果你去寻找，就可能发现一些事，一些证据。我说过这会花很多钱，但我认为任何一个处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不会舍不得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他是个病人，一个病得很厉害的人。他亲口对我说，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两年前就有人警告过他，说他可能活不过一年了。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凭借不同寻常的体力，他还能活得更久一点。我问他对他儿子有什么看法。”
“他有什么看法？”马普尔小姐说。
“啊，您想知道这个啊。我也想。我认为他对我非常诚实，虽说……”
“虽说很无情？”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马普尔小姐，您用词很准确。他是个无情的人，但也是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他说：‘多年来我当然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人。我没有试图改变他，因为我不相信有人能改变他。他天生就这样。他走入了歧途。他是个坏蛋，总是处在麻烦之中。他不诚实。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让他走上正道，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虽然没有通过法律，也没有公开声明。但如果他需要钱，我总是会给他；如果他有了麻烦，我也会给他法律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我总是尽我所能。哦，就像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患有痉挛、瘫痪或者癫痫病，我会尽我所能给他治病；所以我儿子有道德上的疾病，那么就算无法医治，我也会尽我所能去救治他。现在我能为他做什么呢？’我告诉他这取决于他想怎么做。‘很简单，’他说，‘虽然我身患残疾，但我非常明白我要做什么。我想证明他是无辜的，我想把他从监狱中解救出来，我想让他获得自由，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他重回老路，那也随他的便。我会供他生活，做一切能做的事。我不想让他因为本性和一个不幸的错误而遭受苦难、坐牢，甚至丢掉性命。如果是别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