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
“您不认为惠特克小姐可能看见有人进藏书室了吗？”德雷克夫人提示道。
波洛颇有兴趣。
“啊，您认为可能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她可能瞥见有人进藏书室了，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之前，所以当我把花瓶弄掉了的时候，她就认为我可能也看见那个人了，也许我看清那个人是谁了。或许她只是匆匆瞥见了那人一眼，并不确定是谁，所以不想猜测是谁，以免不公平。也许是一个小孩或者年轻男孩儿的背影。”
“您是不是认为，夫人，那是一个——一个孩子——男女都有可能，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青少年？您不确定是上面哪一种，但是可以说，您认为这个案子的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一类人？”
她在脑海中反复思量。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我还没彻底想明白。我觉得现代社会的犯罪似乎很多都和青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愚蠢地想要报复，想要毁灭。还有那些破坏电话亭、刺破汽车轮胎等，想要伤害他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厌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这个时代的症状。所以我觉得，当遇到一个孩子无端在晚会上被溺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猜测凶手可能是还不用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您同意我的话吗？就是……就是，好吧，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解释，不是吗？”
“我想，警察和您的观点一样，或者说曾经一样。”
“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警察很能干。他们破获了好多案子。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放弃。我觉得他们能查明这个案子，尽管可能不会很快。这种案子好像通常都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调查取证。”
“这个案子的证据很难搜集，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