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她比大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猜到你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
埃德温爵士暂停了一分钟。“你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奥布莱恩护士吗啡不见了吗？”
“是的。”
“我提醒你，你实际上说的是，‘我把吗啡忘在家里 了。我得回去拿。’”
“不，我没有这样说。”
“你没说吗啡落在你的小屋的壁炉架上了吗？”
“嗯，因为我找不到它，所以我以为一定是忘在家里了。”
“其实，你并不真的知道你把它放哪儿了！”
“不，我知道的。我把它放在药箱里了。”
“那你为什么在六月二十九日早上说你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我得说，你是个很粗心的女人。”
“这不是真的。”
“你有时陈述得相当不准确，不是吗？”
“不，不是的。我对自己说的话很谨慎。”
“你有没有说过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玛丽·杰拉德去世的那天你被玫瑰的刺刺到了？”
“我不明白那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法官说：“这和案子有关吗，埃德温爵士？”
“是的，大人，这是辩护的重要部分，我打算传唤证人，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他继续问。“你还是坚持在七月二十七日，一棵玫瑰树上的刺刺伤了你的手腕吗？”
“是的，我坚持。”霍普金斯护士挑衅地看着律师。
“什么时候刺到的呢？”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就在离开门房到大房子里去的时候。”
埃德温爵士怀疑地说：“那株玫瑰是什么样的？”
“攀爬在门房外的花架上，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你确定？”
“我相当确定。”
埃德温爵士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坚持说六月二十八日你到H庄园来的时候，吗啡是在药箱里的？”
“是的。我随身带着它。”
“假定此刻奥布莱恩护士来到证人席，发誓说你说过你可能把它留在家里了，你要怎么说呢？”
“它在我的药箱里。我十分肯定。”
埃德温爵士叹了口气。“吗啡不见了，你不觉得不安吗？”
“不，我没有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