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宋朝仕女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几乎跟后世的着装差不了几分。
就连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也曾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朱熹是同意孤苦无依的寡妇改嫁，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圣人在世也不能免俗。
这与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说背道而驰，也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处去。
而且，朱熹一面支持孤苦无依的寡妇改嫁，一面又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之所以会如此前后矛盾，在于朱熹说这话的时间线，正值北方金国女真压境，国家局势动荡混乱，社会礼乐崩坏，急需理学来强调人理道德观念，来让社会重新恢复正轨。
程朱理学还抵制佛教，认为佛教过于虚无，不利于社会的正常稳定发展。
可以说，在维护国家稳定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上，程朱理学的确有着许多正向作用。
南宋时期理学不畅，到了元朝才被定为官学兴盛，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日本、朝鲜、琉球、安南诸地同样受到理学的巨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盛行的女子裹足，与程朱理学没有任何关系，在理学著作里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女子缠足的言论。
程朱理学真正遭到阉割歪曲，并非始于明朝，而是始于螨清，那让人深恶痛绝的“文字狱”。
螨清“文字狱”最离谱的时候，用钱穆（钱镠的后人）的话来说便是：“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
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
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
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
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
翻译成白话就是，有个叫吕留良的明朝遗民，在清廷科举中宣扬华夷之辩，被判了死后剐尸的重刑，而后雍正为此颁布《大义觉迷录》，用于驳斥华夷之辩，还让天下的举人士子一起来观摩评点。
之后，厉害的来了，雍正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被他的孙子乾隆当反书给禁了。
直到清末才重见天日，堪称旷古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