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南州各地私采滥挖稀土的现象日益增多。
有的盗采者，为了稀土不惜挖掘当地百姓祖坟，而且对方一旦不从，便纠结力量与当地村民开展大规模的流血打斗，造成了许多人的伤亡，可以说很多生产的稀土都是带血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并无针对稀土专门立法，对盗采一直未予严厉打击。在很多人看来，贩毒会被处以极刑，但开采稀土不用杀头。
地方政府的打击乏力滋长盗采，让不少村民也直接加入了盗采稀土的队伍。更有甚者，一些稀土老板已与地方官员“共同富裕”，官员们也参与稀土矿分红。
在南州，据说有上百位由盗采稀土发家的亿万富翁。积累这样的财富，显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如何能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呢？
或许，当地某企业主的话可以回答人们的疑问：一般稀土私采老板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都很密切，查处稀土私采就像是捉迷藏一样。
据一些熟悉情况的村民透露，以前干一票扣除成本，一吨稀土能赚上十万到二十万元，行情好的时候，甚至能赚近四十万元。
这样的低成本、高利润，使稀土比毒品更容易让人上瘾。就连一些正规企业在巨额非法利润的驱动下，也开始倒卖稀土出口配额，超指令性生产计划生产等行为，并且逐渐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在许多地方，稀土开采权的高度垄断为当权者提供了利益寻租空间，配额、指标也都成为带着价签的产品。稀土行业产业链上滋生的所有问题都变得泛权力化，最终外化为一串串数字。
说到这里，曾洪屏有些感慨的说道：“如果这些钱放到地方财政的筐里，用于基础设施或民心工程建设，为当地百姓谋福利，那另当别论。
但实际情况是，稀土盗采对地方税收基本没有贡献，而是老板发财、百姓遭殃、政府埋单。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还有一大笔黑心钱其实是流进了行业监管者的兜里。”
听完曾洪屏讲述的南州稀土乱象之后，余跃平并没有立即表现出震怒，而是沉声缓缓的说道：“看来，盗采、私采稀土现象能长期存在，环境治理不受重视，并不是盗采、私采者技术有多么高超，关键是门路对了——部分官员是保护伞甚至老板。
监守自盗之下，除了在应付上级检查的时候避避风头，其他日子还不是照常营业？近年来几乎每一起重大事件背后，都存在利益问题甚至是腐败。寻租的空间，决定着稀土行业腐败案件的发生率。
在近几年里，